历史考古

祁美琴崔灿：包衣身份再辨(5)

2014-02-02 21:33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祁美琴崔灿 6255

关于包衣，最早的研究见于孟森先生的《八旗制度考实》(《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36年)，文中说:考包衣之名，“包”者，满洲语“家”也;“衣”者，虚字，犹汉文“之”字。八旗“别设包衣参领佐领，则专为家之舆台奴仆

　　这些事实说明，辛者库人虽是奴仆，但却是包衣组织下人，有旗人户籍和相应的“金斗粮”待遇，故不能与普通的“户下奴”相比。同时，辛者库在上三旗包衣组织中，是附籍于管领下。

　　康熙后期，随着入辛者库籍人员的增多，这些人反而成为包衣组织管理中的负担。为此，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康熙帝谕令内务府: 各处治罪籍没家产解来优劣者甚多，既无用，何必徒食粮饷，除原在者不动外，将此等解来者或赐给阿哥、公主等，或赐给村庄之处，妥加议定办理。随即内务府议准: “现由三十内管领各处治罪及籍没家产解来之人内，一并交由阿哥分配及送与公主，将无业、无用者分别赐给村庄。嗣后各处治罪押来、籍没家产入辛者库者，内满、蒙、高丽、废员、工匠等众留于管领内。不可留管领之汉人家奴赐给村庄可也。等因具奏。奉旨: 依议。”(38)所以，康熙五十七年四月，当受太子案牵连而被治罪的正黄旗、正红旗的朱都讷、朱天宝、常赖、戴保、金宝等人之“妇孺”，拟罚入内务府为奴时，康熙帝不准其进入紫禁城等要地，且令“将此群人”平均分赏给弘曙、弘昇。此后，对于“籍没为奴”罚罪的适用范围的限制及包衣三旗辛者库人的分拨的事例，也说明入“辛者库”为奴，对于其“主”而言，主要是起管理作用，而非役使。如: 雍正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允禄为宽免无力还欠者入辛者库而奏称:

　　查得，从前八旗亏欠钱粮之人，该旗并不虑及罪由、亏欠银多少，凡期满不能完者，立即参奏。倘原主，或系子孙治罪后，子、妻充上三旗及下五旗公中佐领者，入内务府辛者库。倘属下五旗者，入各王公家辛者库。又有旗行文内开: 此等入辛者库之人，永不叙用，永不准考试。又查得，入包衣三旗辛者库之满洲、蒙古三百余人，照例按比份分给管领当差。汉军五百五十余口，俱拨给庄屯，充额丁。臣详思，此等拨给庄屯之人，不仅庄头不能得力，白养活伊等，且伊等闲居，长此以往，渐不得培养。然此等人之父祖内，或系殷实之家，或系于大臣职任上行走，不可谓未稍加勤奋效力。今与逢恩诏宽免之人相比，罪轻、欠银两少者，亦不可谓无有……伏祈降特旨，除其中真正治罪入辛者库之人不议外，将所有因钱粮不能偿还而入辛者库之人原案缘由，伊等祖、父原系何人之处，俱缮明，送刑部，其应否宽免之处，由部分别开列，奏请谕旨可也。(39)

　　综上可知，入辛者库为奴之“阿哈”与被赏赐的“阿哈”并非同等身份的指称，辛者库从性质上虽是“奴”的构成部分，但他们有自己特有的名称，与直接称之为“阿哈”者不同，辛者库的领有者是那些占有包衣组织的皇帝和宗室王公，而非普通的官员或旗人。

　　在清初乃至清代，由于“主仆”关系中的“仆”是以阿哈为主体的，甚至包括“诸申”在内的多种身份地位的被领属者都可以笼统地称之为阿哈。所以，阿哈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奴仆”概念，既有抽象的“奴仆”属性，也有具体的身份特质。就具体指代来看，阿哈则是旗人、官员乃至包衣的奴仆;“包衣阿哈”与“阿哈”身份相同，但是有使用范围和语境的不同。入辛者库为奴则是“阿哈”中的特殊群体，他们由包衣组织管理，应该视为“包衣”群体的附属部分。

　　三、包衣与家人

　　笔者十分赞同赵阿平的观点: 特定的文化与特定的语言之间，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的内在联系。一个民族的语言总是体现着这个民族认识世界的方式，承载着这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心理思维与历史环境。尤其是由于特殊的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的词语，更体现出独特的文化涵义。（40）所以，仅仅熟悉掌握这些词汇的语言意义与语法规则是不够的，而要探寻这些“语汇”背后的政治和文化内涵。清代史料中的“家人”一词，就是具有这种政治与文化内涵的语汇。

　　众所周知，“家人”是清代史料中一个常用于指称奴仆的词，是满语汉译直译而来的词汇，原文为“booi”或“booi niyalma” ( 档案汉译过程中有时也译为包衣人) 。最早将包衣对译为家人的史料，应该是《满洲实录》记努尔哈赤起兵之初事时，将booi loohan 译为“家人洛汉”; 将booi yambulu uringga 译为“家人延布禄、武凌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