靺鞨族的来源与变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2)

　　二、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

　　勿吉、靺鞨族的社会生产，比挹娄时期有了长足进步，但在大多数领域还只是量的增加，尚未达到引起社会变革的程度。狩猎业还是他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产部门之一，尤其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更占有重要地位。角弓和楛矢既是他们的狩猎工具，也是他们的战斗武器。为了增强弓箭的杀伤力，猎取皮大、毛厚和肉多的大野兽，他们常在每年七八月间“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在捕打的小兽中，貂最为他们重视。勿古人为了多猎取貂鼠，流行着一种习俗，父母若在秋冬死时，“以其尸”作诱饵“捕貂”⑥。貂是一种毛皮小兽，对一个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民族来说，貂对于解决日常生活所需本无多大意义，有这一情况出现，联系在此之前中原地区已有“挹娄貂”美名流传，显然是为了交换。因此推断，勿古人的狩猎生产已不同于原始的狩猎活动。

　　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耕作方法已采用“耦耕”，达到相当于中原地区春秋时代的耕作水平。农作物的品种有粟、麦、穄，并种植一种名“葵”的蔬菜。粮食作物已食用有余，出现了“嚼米酝酒，饮能致醉”⑦。畜牧业以养马、喂猪为最普遍，且已有了一定的规模。如北魏太和初（元年，477）勿吉人向北魏朝贡，一次就献马500匹；靺鞨人养猪，一些富户已多“至数百口”①。猪和马之所以成为他们主要的饲养牲畜，是因为猪是他们的衣食之源，“食其肉而衣其皮”；马则是他们与中原地区主要的交换物之一，这在挹娄时期已存在，当时已“有马不乘，但以为财产而已”。

　　手工业发展也很显著，以车、船的制造最突出。南北朝时他们会造步行推的小车，到隋唐时期已能制作马拉大车。②船的制造比制车历史早，当时已较普遍地用作水上交通工具。勿吉使臣朝贡北魏，从其境至今洮儿河一段路程，就是乘船往返。乙力支在北魏谈到，他们已与百济商量，准备“从水道并力取高句丽”，说明他们社会内已有了能运送大批人员的船只③。他们也能加工铁制品，如考古发现相当于勿吉时期的黑龙江省绥滨同仁遗址下层文化，出土了铁锛、小刀、铁镞、铁带卡等；④属于靺鞨遗存的吉林省永吉县大海猛遗址等处，发现的铁制兵器和生产工具有刀、剑、匕首、矛、镞、铠甲、马具及斧、锛等⑤。

　　农牧业的迅速发展和铁器的普遍使用，不仅表明其社会生产力有很大发展，而且决定了靺鞨人的社会组织将临近文明社会。事实也正是这样，这时虽然氏族组织还存在，但已出现分解和重新组合。前述著名七部，是七个发达的部落，史书所说其“凡为数十部”或“离为数十部”，是将一些氏族和部落合在一起说的，隋炀帝时迁居柳城的突地稽所率厥稽部等八部，就是粟末部下的一些氏族。各部在社会迅速前进中，“强凌弱”，互争雄长，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盟主地位的斗争，到了唐初，众多的靺鞨部落已以区域形成了南部以粟末部，北部以黑水部为核心的两大部族集团（或说部落联盟），并以新的称号：粟末靺鞨和黑水靺鞨作为联盟的名称⑥。这种以区域形成的部落联盟，是人类社会组织由以血缘为纽带向以地域为单位发展的一种过渡。靺鞨人由于有这一变化，从此两个联盟集团便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粟末靺鞨在7世纪末建立震国政权后，吸收了高丽、夫余等族遗民发展为渤海族；黑水靺鞨则在较长时期内保留原有称号，进入10世纪后才改称女真。

　　勿吉、靺鞨人的氏族社会，据史载和考古资料，可以看到以下一些特点：其一，各部落和氏族居于不同地区，各自在一个首领领导下，独立地组织生产和生活，尚未形成全族的统一首领。史书所记“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或“离为数十部，酋各自治”，是对这一社会情景的描述。但是到了6世纪末7世纪初（隋代），由于频繁的兼并战争，社会中出现了号称“大莫弗瞒咄”的渠帅⑦；其二，每个部落有自己的武装。在著名七部中，大部落有“胜兵七千”，一般的为3000；其三，已确立了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妇女已成了男子的附属物，丈夫对妻子已握有生杀大权。正是由于这种夫权制的确立，所以其社会内部存在“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⑧；其四，居住是“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住屋面积约30平方米左右。为了防止外部的侵掠，已有了城堡建筑。城址在牡丹江、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以及黑龙江中下游地区均有发现。据介绍，在黑龙江省的东部、南部各地，发现了“数以十计的勿吉城堡”，皆依山傍水，一般长宽皆只有几十米①；其五，两极分化在不少部落内已存在，个别地区已出现家庭奴隶。隋末迁到柳城的厥稽等八部，至唐代已有“家僮数千人，以财力雄边，为夷人所惮”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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