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州女真迁徙新证(2)

　　(二）“阿哈出徙居的凤州”在吉林南部回波江

　　永乐二十二年阿哈出之孙李满住，率部族从凤州迁到婆猪江（浑江）之后，跟朝鲜的关系逐渐恶化。宣德七年忽剌温兀狄哈勾结李满住管下头目进犯朝鲜江界、闾延等地(均在鸭绿江上游），朝鲜误认是李满住所为，于宣德八年发兵进行了征讨。同年明政府派钦差崔真去调解，令三方各送还所掳人畜。崔真到了朝鲜，跟国王进行了如下的谈话：

　　“……上又问曰：‘婆猪江人等（按，指李满住建州卫人），前在何处？’真曰：

　　‘前在忽剌溫地面方州（凤州〉，太宗皇帝北征时，时家老（原文如此，可能是时家奴之误）、猛哥不花等到时波豆站奏曰：我等之居境，连达达地面，數来侵伐，愿移于婆猪江。皇帝许之，徙居婆猪江。’”[3]

　　正统二年朝鲜欲再次“兴师问罪”，李满住闻讯后举族西逃。《李朝实录》对此事记载说：

　　“……一、向者逃来人言，满住己移居凤州，距忽剌溫地面二、三日程。满住果移居风州，則姑勿穷讨，只讨婆猪江等处散接賊党，擒获还來亦可。二、满住虽移居辽东近地，若非城之傍近，則致讨亦可。”[4]

　　《李朝实录》的另一条，对这个事件又作了记载，所记凤州的方位更为具体。

　　“〔满住〕书契曰：……宣德八年四月十九日，大国（按，指朝鲜）发兵七道入攻，尽杀父子兄弟妻子，掳六十四口，后乃遣还。满住犹不敢报〔仇〕，移居开元辽东近地。达达之兵侵中国，又侵我等，我还蒲州江（按，婆猪江〉。”[5]这几条记载，明确地告诉我们，凤州(方州)“在忽剌温地面”或“距忽剌溫地面二、三日程”，其具体方位在辽东近地的开原附近。

　　另外我们还可从忽剌温的居地，去考证凤州的方位。

　　忽剌温即忽剌溫兀狄哈，亦称海西女真，原居在西迄呼兰河，东达屯河（汤旺河）一带的松花江流域，后来逐渐南徙。这个事实，在《李朝实录》里是有据可稽的。

　　宣德八年明钦差崔真到朝鲜，令朝鲜、忽剌温、婆猪江（李满住建州卫）各送还所掳人畜，朝鲜不满曰：

　　“猪婆江、忽剌溫野人地面境连辽东，不直往而先来本国，欲以累次往还，久留本国，以济其所欲也。”[6]类似的记栽颇多。这说明忽剌温的一部已迁到辽河以东附逬地区。

　　关于忽剌温部的方位，《李朝实录》记载说，在回波部（辉发部）北三日程[7]。

　　由上可见，明初忽剌温兀狄哈的一部巳迁到今吉林一带。我们联系前文征引《李朝实录》所记，凤州毗近辽东的开原，“距忽剌温二、三日程”，以及忽剌温部在回波部北三日程去考虑，“阿哈出所居的凤州”，在吉林南部的回波江（辉发河）流域，并不是在东部边疆。

　　明洪武年间，猛哥帖木儿率斡朵里部从牡丹江口迁到豆满江流域朝鲜境内的阿木河(今会宁），后来又于永乐九年，率部众往归建州卫本部“阿哈出所居的凤州〃。《李朝实录》记载说，“猛哥帖木儿尝侵庆源，畏其见伐，徙于凤州。凤州即开元金于虚出(阿哈出〉所居。”[8]

　　猛哥帖木儿徙居的凤州，系阿哈出所居，地处回波江，这的不容怀疑的亊实。然而学术界一部分人却说猛哥帖木儿迁到了绥芬河流域的“东开原”，即今东宁或双城子。愚以为这种看法不免失之于武断。

　　《李朝实录》太宗十一年正月辛已记：朝鲜探知猛哥帖木儿“将移徙于开元路”，虑其必“诉上国曰：朝鲜杀我族类，故弃土而来”。京官进言：“宜先遣兵自甲州直抵阿赤郎口，……則必为我擒矣。”这里提到的“上国”，显系指明政府而言。朝鲜担心猛哥粘木儿到开元路“诉上国”，其地必近辽东。假如猛哥帖木儿东迁到绥芬河流域，朝鲜怎会担心猛哥帖木儿向明政府控告他呢？另外，所谓阿赤郎口，无疑是“会宁（即阿木河）西指二百一十里阿赤郎贵”[9]。朝鲜欲派兵在此劫击猛哥帖木儿，足见猛哥帖木儿离开阿木河（今会宁）后向西徙走，奔向了辽东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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