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建州女真迁徙新证(3)

　　《李朝实录》世宗五年四月乙亥记：庆源府使云：“猛哥帖木儿曾受国家印信，厚蒙上恩，安住我境阿木河之地二十余年，去庚寅背归大明，国家印信送于大明，改受大明印信。”这里说的“背归大明”，很明显是指背叛了朝鲜，到了辽东近地投奔了大明。绥芬河流域为东海地区，朝鲜人把此地称作兀狄哈野人居住区。猛哥帖木儿既然背叛了朝鲜，往投“大明”，就必定到了辽东近地，决不能东达兀狄哈野人区。

　　阿木河斡朵里部未随猛哥帖木儿徙走者共有十七户。有个指挥使名叫李好心波，向朝鲜边吏曰：“他人等皆入中原，予等十七家独留，……”[10]

　　猛哥帖木儿之弟沙介亦未徙走，他面会朝鲜边吏曰：“猛哥往中国，則吾当来附。”[11]

　　这里提到的“中原”和“中国”，显然不是东部边疆，而是辽东的开原一带。《李朝实录》常把抚顺、铁岭、开原一带叫“中原”，该实录世宗十五年二月己亥记：“婆渚江（今浑江〉……北有忽剌温兀狄哈，西有中原……。”

　　这几則资料足以证明，猛哥帖木儿“徙居的凤州”，系阿哈出所居的回波江的凤州，并非什么“东开原”。

　　永乐二十一年猛哥帖木儿从回波江又重返豆满江畔阿木河。《李朝实录》在记述这段历史时，几处都谈到猛哥帖木儿是从辽东近地、辽河上游的开原附近迁走的。

　　(一）猛哥帖木儿返回阿木河的原因是居地近江东，受鞑靼侵扰

　　猛哥帖木儿返回阿木河时，带来明朝关文二道，呈交给朝鲜政府。此关文记有猛哥帖木儿的奏疏和明帝的圣谕：

　　“本职于永乐二十年四月内，赴京根驾，回到北京，九月内奉天门奏：有达达常川往来，搅扰边境去处，住坐不得。奉钦：依准他，著他自在好原久去处住坐，打围牧放。本职等于永乐二十一年三月十五日起程，前来阿木河等处。”[12]

　　朝鲜接到关文后，对猛哥帖木儿进行了抚慰，“先给谷种粮料”救济。猛哥帖木儿感甚曰：

　　“吾等居中国，近于达达，皇帝以达达扰乱，许各还其所，……”[13]

　　这个亊件充分说明，猛哥帖木儿迁出地凤州，“在中国，近于达达”，是鞑靼、兀良哈三卫经常侵扰的辽东近地。

　　(二）猛哥帖木儿离开凤州时“擄掠开原汉人”以去

　　《李朝实录》世宗九年四月甲戌记：

　　“被掳逃来汉人徐士英来言：士英原住开原城外五里之地，与从兄张显读书乡学，还家时同被童猛哥帖木儿掳掠到阿木河，为奴使喚。”

　　猛哥帖木儿徙居凤州时，住在余下地方，管下人“来往巨阳城之日，交易唐人也叱大……使唤。”这个也叱大也被强制带到阿木河[14]。

　　这里提到的开原和巨阳即是辽河上源的开原，这从《李朝实录》里可以找到证据。猛哥帖木儿返回阿木河后，住了几年又想返回辽东，朝鲜产生怀疑：“猛哥拈木儿掳中国人以居，岂肯移居辽东近地乎？”[15]这说明猛哥帖木儿临行时掳掠汉人，是在辽河上游的开原，并非所谓的“东开原”。

　　开原的士子徐士英、张显被掳到阿木河后，相继逃到朝鲜，因其“稍解文字”，朝鲜欲留用之，某官反对，主张“并显解送”[16]。被掳到阿木河的开原汉人也叱大也逃到朝鲜，朝鲜当局经调查，认定确系从辽东开原买来的“唐人”，决定“随例入送”[17]。所谓“解送”、“入送”，即送还辽东故地。当时明朝与朝鲜协定，凡辽东人被掳逃到朝鲜，一律解送辽东，女真人逃来朝鲜归还原主。这明显说明猛哥帖木儿是从辽东近地返回阿木河，临行时在附近的开原掳掠汉人而去，并不是在“东开原”。

　　(三）猛哥帖木儿父子返回阿木河后向期鲜的报告

　　猛哥帖木儿返回阿木河后，向朝鲜乞求救济说：

　　“庚寅年（永乐八年）背朝鲜归中国者，不得己尔。”[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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