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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论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十四年抗战(4)

2014-02-28 20:06 《辽东抗战研究》 王连捷 2772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突然发动沈阳事变后,包括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在内的东北各族各界爱国民众,违背国民党政府意旨,不甘屈服,毁家纾难,相继组织抗日义勇军。不长时间,活跃在东北各地抗日义勇军竟发展到30余万人,给日本侵略者以相当威胁。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斗争揭开了东北抗日战争的序幕。


  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略东北,东北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便不能不以武装反抗为其主要的斗争手段。1933年后,日本侵略者在东北主耍城市和中心地带强化了法西斯统治。这样,我党在敌人统治的中心地带只能开展秘密工作,根本不可能开展大规模的武装抗日活动。我党抗日斗争的主要区域是在距日伪统治中心地带较远的广大农村。当时,义勇军的主要将领退入苏联境内或撤入关内,余部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据不完全统计,1934年至1936年间,东北地区约有大小队头240余个,小队几十人,大队二三百人乃至上千人不等,总人数达三四万人。仅南满地区的清原、新宾、本溪、桓仁、宽甸、凤城一带就有上百支队伍。如果说马占山、李杜、冯占海等将领组成的义勇军、救国军队伍属于国民党系统的话,那么,上述大大小小队伍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他们中的成员多数是农民、工人、学生及其他爱国群众。这些队伍的队头有的是原东北军下级军官和地方警官,有的出身中小地主,相当一部分则是失业工人和贫苦农民。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和国民党有某种联系,但他们毕竟不是国民党的队伍。他们有一定的民族意识,但他们没有正确的政治纲领,提不出坚持抗日的政治主张,他们之间不可能实现联合。同时,由于他们比较散漫,缺乏统一组织,面临着被日军完全击溃的危险。

  当时,党内正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统治之下,党的“左”倾错误政策,削弱了党对义勇军的工作。特别是1932年6月临时中央在上海召开的“北方会议”,排斥义勇军和其他反日武装,认为各派系的国民党“都是帝国主义走狗”“统统都是汉奸”,甚至把带有宗教色彩的农民抗日武装,如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爱国行动也说成“是为消灭反日1而不是真的要来反日”,认为“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是反帝国主义唯一的力量”。

  在错误的方针指导下,党对各种反日武装采取要兵不要官、要枪不要人的策略,搞“打土豪分田地”,侵犯了中小地主的利益。一些汉奸地主借此大造谣言,挑拨民族关系。党领导抗日武装不仅要同日伪军作战,还经常遭到地主武装的袭击。彼此武力相见。1933年年初,日军在攻占山海关之后,开始向热河境内进犯,进逼冀东,威胁华北。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迅速纠正存在于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和关门主义错误,制定出正确的方针政策。

  1933年1月26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央名义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一·二六指示信》根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后,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状况,明确地提出了党在东北三省组织反日统一战线的方针,集中地反映了战斗在抗日前线的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强烈要求。从这年5月开始,中共满洲省委认真贯彻《一·二六指示信》精神,逐步调整了自己的政策,由过去实行的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和红军,转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日。把“苏维埃”政权改建“人民革命政府'把“红军游击队”改建“人民革命军'同时以联合抗日为出发点,加强了对抗日山林队和义勇军的联合工作。

  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具备一定的主观条件。这就是党不但要有自己的抗日武装力量,而且要成为众多抗日武装的“坚强的台柱子”和核心。1933年7月间,杨靖宇领导的磐石游击队在贯彻《一·二六指示信》过程中,首先联合赵宝林的赵旅、马立三的马团及山林队三江好、串江龙、常占等部,组成“联合参谋处”,参加的部队计3000余人。参谋处设政委一人,由磐石游击队长兼政委杨靖宇担任。但由于参谋处所属各支队伍的联系较为松散,起初并没有发挥更大作用。对于联合作战,各队头也是各怀心腹事。杨靖宇曾特邀一个叫臣军的队头联合行动,臣军则写信给杨靖宇,要杨靖宇做出个样子,让大家看一看。这年9月,磐石游击队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之后,杨靖宇率独立师司令部越过辉发江向南挺进,重创伪军邵本良部,连克三源浦、凉水河子、八道江等敌人重要据点,打破了敌人的围攻,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声威远振。大批义勇军、山林队相率向其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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