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考古

傅克东:八旗户籍制度初探(3)

2014-02-25 14:23 网摘傅克东 2159

　清初，“按行军旗色，以定户籍”。“以旗统人，即以旗统兵”的军民合一制是八旗户籍制度最初的形式，也是最终的形式。若论旗籍问题，人系于户，户系于佐领，佐领系于固山（旗），表面上很简单，实际上内中错综复杂，问题就出在这户籍既统兵、又统人之...

　　出，定当治罪不贷。”①但禁者自禁，抱者自抱。承嗣不悉从正户中来，及养子不以正户造入丁籍者，皆有之。

　　乾隆初年进行的户籍大清查，决非历史上出现的偶然现象。从其社会根源看，早在努尔哈齐年代，判断奴仆控主属实者可以“离主”。皇太极甚至规定“奴仆之首告离主者，……愿从本旗内某牛录者听其便”。［2］因当时客观形势需要，在较大范围内选拔汉人，例如宁完我（萨哈廉家奴）、刘之源（包衣人）诸人相继擢用。入关后，用人尤不拘一格，于是“顺治间一时得人，八旗为盛”，③甚至户下人等一体擢用。然同时被认为户籍混乱的现象继踵而来。若从政治和经济问题考察，正同社会问题亟待解决一样，尤以户籍问题的亟待解决为先。

　　户籍的清理着重在正户与另记档案人之间进行。何以言之？因为通过对开户人、另记档案人和旗人养子之间的分析后，已明确了：另记档案人占三种人中的绝大部分；其次从社会根源看，所谓“冒入正户”的人实在太多，户籍审查的手段和目的就是要把“冒正户”从正户中清除出去。法定不自首者严惩，自首者另记档案。这就是说，这次户籍大清查的开展是以另记档案人为中心的。开始，雍正时政策十分严厉，凡被清査出的，多被革退；后又“加恩留任”，“并不革退”，以杜其“竟尔侥幸”。比如原先都统李禧办案时，一见“养子”就另记档案，以致把正户间子嗣的相互继承，一概当成养子另行记档，造成“被抑人等互相呈诉”等等的混乱局面。乾隆二年（1737）起，经宗室福彭、弘晊及各都统等大员办理，分门别类地把户籍分晰，清查工作才逐渐走向定型化、制度化。但也还有些问题，如对佟国纲名下杨姓等人，有系“姻亲”；有系“投诚之汉人”，事属远年，并无确据当作为户下人处理，以致交由宗人府察议。总之，经过此次清査，取得了初步效果。如查明镶红旗汉军需要另行记档者计“七百九十七员名”。④他如汉军各旗，也略相仿。说明汉军中另记档案人数之巨。又据史载：乾隆十六年（1751）二月“镶红旗蒙古都统弘明奏遵旨査明该旗另记档案人员。得旨：‘朕前降查其另记档案者，并非祇査蒙古旗分，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俱有。’”又：“八旗另记档案人等，经朕屡次交查”及“屡经稽查”⑤云云。可见此次稽査另记档案人是一次比较全面、大规模、历时久的八旗人口清查。

　　那么为何乾隆以后又变本加厉起来了呢？由于“百余年来不见兵革”，人口急剧增长，

　　因而形成窘迫的“八旗生计”问题。为解决这个棘手问题，首先考虑的是限制非正户旗人的杈益，扩大正身旗人的权益面。如雍正间北京一回霪雨，“赏给满洲旗下每佐领百两，……蒙古旗下每佐领七十两，汉军旗下每佐领五十两”［6］的银子作为旗人维修房屋的费用。为什么有如此的明显差异？其理由就是满洲正户人多，而汉军则较少的缘故。从而可知，其恩赏制度局限在正身旗人之中施行，它与户籍制度有着密切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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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旗务档》第2卷，八旗都统议复大学士伯麟折。

　　②《清太宗实录》（历朝实录影印本）卷5，页19上。

　　③《旗军志》（《学海类编》本）册40，页4下。

　　④《旗务档》第1卷，弘91折。

　　⑤《高录》卷北2，页4下》卷356，页9下；卷380，页13下。

　　⑥《会典则例》卷127，页17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