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信牌”颁于淸太宗皇太极改“后金”为“淸”之后而外，其余两种信牌的名称、年代和用途，说法颇不一致。有人认为是“清太宗”时期作为证件和文件的；有人则认为：“一是‘信牌’，一是‘印牌’。‘信牌’是清太宗时期的，‘印牌’是清太祖时期的。”并提出“信牌多用于军事上”，而“印牌”的“主要用途是为了委派汉、蒙降官和作为出入后金辖境的执照”。本文也就这些问题，谈谈看法。

　　在这墨书蒙文诏文上，钤有老满文御玺的印文，汉译为“天命大金国汗（或译为皇帝〉之印（图二）。从牌的正面阴刻文字和牌的背面墨写诏文，以及诏文上钤盖的御玺印文中，可以看出这种信牌，既是传谕后金最高统治者－－汗诏令的工具，也是后金官员钦奉出使各地办事，取得役马、口粮和住宿的信凭物。后金的这种佩牌、验牌制度和历代驿传的佩牌、验牌制度有些相似之处。所不同的，只是后金未设驿站，派出为国家办事的官员所需要的役马、食宿，要由八旗下设的甲喇安排罢了。

图一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