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2)

　　这和蒙文信牌中的诏文内容完全一致。“上谕”里讲的“嗣后造牌给予为验”，说明此前，即天聪五年春正月壬午（初八〉以前，后金既未“造牌”、就更无“佩牌”，“验牌”制度可言。因此，蒙文信牌的年代当在这次“上谕”之后，是确定无疑了。对蒙文信牌中的诏文落款“聪明汗再次行文，春正月”中的“聪明汗应译为“天聪汗’也就是清太宗皇太极，但是，对“再次行文”和“春正月”怎样理解？是在天聪五年春正月“上谕”之后，当月又用这蒙文信牌“再次行文”蒙古各部；还是逾年到了天聪六年的春正月，用蒙文信牌“再次行文”蒙古各部，重申“佩牌”、“验牌”制度？这还需要有新的材料加以证实。不过，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的年代的上限断在天聪五年春正月之后，是比较可靠的。那么它的下限应该断在那一年？这需要把和蒙文信牌属于同一时期的“皇帝之宝”信牌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个问题将在下一节的“皇帝之宝”信牌中论述。

图二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

　　确定蒙文信牌年代的另一个问题，是牌的背面诏文上钤盖的御玺印文问题。有人根据印文“天命大金国汗之印”中的“天命”二字，确认这方印是淸太祖努尔哈赤的。并以此推断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是“天聪时期下诏，利用天命时期旧物”把蒙文信牌的年代提到了天命时期。其实，这是对“天命大金国之印”的误解。从印文书写的习惯上看，未曾见到有把“年号”放在“国号”之前的先例。这方御玺印文中的“天命”，应该是“承天受命”的缩写，用它来宣扬“大金国汗”承继大统，是“受天之命”的。这方印不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而是淸太宗皇太级继承汗位时的“受命之宝”。后金在当时处于政权草创时期，在印玺、符牌制度尚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外藩蒙古诏谕时，也启用这方“受命之宝”的印玺，是可以理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