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抚顺

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3)

2014-03-21 21:35 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王明琦 2116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

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图1

　　图三“兑帝之宝”信牌　　

　　“天命大金国之印”这方印玺，既不见于《会典》，也不见之于清高宗弘历考订的《宝谱》，盖毁之于清太宗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大清”，建元崇德之后。但是，这时毁印是出于废而不用，并不是像有人说的是出于“讳金”的缘故。如果是由于“讳金”而毁印的话，那为什么毁了一方带有“大金”字样的印玺，却不毁掉几百面带有“大金”字样的蒙文“聪明汗”之诏和“皇帝之宝”信牌呢？相反，在一六四四年顺治入关后，清统治者用夺取辽东辽西时缴获的明朝文书档案为絮，面以黄粗布，里以月蓝色粗布，做成几百个信牌套，把这些信牌“尊藏”在盛京宫殿。

　　关于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的文字问题，也有说明的必要。有人说，这种信牌用蒙文，是因为满文是从蒙文中分化出来的，后金是处于两种文字的过渡或并用时期，加之信牌行文是对蒙古地区的。信牌的行文是对蒙古地区是对的，皇太极在天聪时期，对蒙古各部的诏谕，不仅使用蒙文，就是出使蒙古各部宣谕的人，也多由蒙古族叶赫纳喇氏何什达尔汗来担任。但是说蒙文信牌是由于满蒙文字的过渡而使用蒙文，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满文的创立在明万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清太祖努尔哈赤命额尔德尼用蒙文创制满文，到后金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年〉已有三十二年的历史了。就在这后一年，也就是天聪六年的六月，清太宗皇太极又命达海对额尔德尼创制的满文加以圈点，因此，对加圈点的满文称之为新满文，未加圈点的满文称之为老满文。达海在完成这项改革之后，当年八月就病死了。在这之前，达海已完成汉文书籍的满文译本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以及未完成的《通鉴》、《六韬》、《三国志》、《大乘经》等等。从这些满文译著中可以看出，满文在这时已经达到了成熟阶段，并不存在满蒙文字的过渡或并用的问题。因此，信牌所以用蒙文，是因为它是给蒙古各部的，而不是由于满蒙文字方面的原因。

　　综上所述，蒙文信牌是后金天聪五年春正月之后，传递淸太宗皇太极诏谕用的，也是后金官吏奉差出使蒙古各部索取役马和食宿的信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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