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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4)

2014-03-21 21:35 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王明琦 3873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

 

  (二)

  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是沈阳故宫博物馆藏量最多的一种信牌,它的藏量达五百多面。这种信牌和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是属于同时期的。首先,从材质上看,它和蒙文信牌都是以以落叶松板为材,有别于崇德时期以椴木为材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次,从造型土看,它也和蒙文信牌一样为红油圆牌,在牌首穿孔与牌身之间饰以绿油荷叶形刻纹,明显地区别于崇德时期的牌首穿孔与牌身中间以龙纹为饰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第三,从雕刻工艺上看,虽然牌的正面阳刻文字有别于蒙文信牌正面的阴刻文字,但在牌首、牌身的造型和浮雕荷叶纹饰的风格上都是一致的;第四,在油饰上,也和蒙文信牌一样,红油圆牌,绿油荷叶纹饰,特别是在牌面的阳刻“皇帝之宝”的满、蒙、汉三体文字,和蒙文信牌正面的阴刻蒙文“聪明汗之诏”一样,贴以薄金。因此,如果说蒙文信牌是天聪五年春正月之后所造,那么“皇帝之宝”信牌的年代,最早也超不过这个上限。可是,从“皇帝之宝”信牌正面的三体文字中的老满文上,又可以确定出“皇帝之宝”信牌,也包括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年代的下限,最迟得在天聪六年八月之前。因为在这之后,老满文巳为新满文所代替。可是有人却认为“皇帝之宝”信牌是努尔哈赤天命时期的。


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 图1
  图四帝之宝”信牌


  为了进一步论证“皇帝之宝”信牌是皇太极时期的,再提出如下三点佐证:

  第一,“皇帝之宝”信牌正面的阳刻文字,是老满文、蒙文、汉文三体文字合璧的最早遗物。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的比它再早的,也只是皇太极时期,由汉军旗统领佟养性奉谕在辽阳所立的《大金喇嘛法师记》碑。这块碑的碑文是用老满文和汉文两体文字对书的。这是满、汉两体文字合璧的最早记录。但这已经是后金天聪四年的孟夏了。“皇帝之宝”信牌的三体文字合璧当在这碑文之后。再晚一点的是崇德二年建成的盛京宫殿大清门外的“文德坊”和“武功坊”上的满、蒙、汉三体文字合璧的“坊名”可是,这时巳经用新满文了;


  第二点,“皇帝”一词的译法在努尔哈赤时期是不见的。这显然是和《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的译法相一致。《清太祖武皇帝实录》是天聪时期编撰,崇德元年成书。由此可见,“皇帝之宝”信牌应是天聪时期的。


  这和淸太宗皇太极在天聪六年春正月“始南面独坐”,自称“天聪皇帝”颇为一致、第三,“皇帝之宝”信牌在背面贴的方形白高丽纸上,钤有老满文御玺印鉴,印文直译为“大金国汗之印”。(图三、四)这个印文比蒙文信牌诏文上的印文少“天命”二字,这方印也是清太宗皇太极的。这一点,可以从天聪九年十二月,清太宗皇太极处置莽古尔泰、德格类和莽古济“誓怨谋反”一案中得到印证。据《淸太宗文皇帝实录》记载,在籍没莽古尔泰家的时候,“复获所造木牌印十六枚。视其文皆曰:‘金国皇帝之印’,于是携至大廷,召诸贝勒大臣及庶民倶至,以其叛逆实状晓谕之”。另据《清史稿》记载:“搜得牌印十六,文曰‘大金国皇帝之印’”。尽管这两条记载中的“所造木牌印”和“搜得牌印”,有“私造”和“私藏”之分,以及两者在“牌印”的印文中的“大”字上,存在着有无之差;但是从两条记载的“牌印”的名称和印文是一致的。而这两条记载的印文(大)金国皇帝之印”,又和“皇帝之宝”信牌中的“大金国汗也可以译为‘皇帝’)之印”相吻合。因此,可以肯定莽古尔泰家所藏(或私造)的牌印,就是天聪五年春正月之后到天聪六年八月之前所造,在天聪九年还在使用的“皇帝之宝”信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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