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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5)

2014-03-21 21:35 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王明琦 3900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


  “皇帝之宝”信牌,不象蒙文信牌既有“诏文”,又有“印文”,它的背面只有一方御玺的印文。所以有人把这种牌,名之为“印牌^”。然而,这“印牌”的概念易与宋代的“印牌”相混淆。宋代“印牌”也是木制的,不过是长方形的,牌面上写着“印入牌出,牌入印出”。这种“印牌”是启用“印信”的凭证,它和“皇帝之宝”截然不同。如若从钤有后金汗的印玺这一点去释名的话,与其称它为“印牌”,不如它名为“牌印‘这样既可以区别于宋代“印牌”,又有《清实录》、《清史稿》的记载为依据。当然,过去人们从“皇帝之宝”是一种信物出发,称它为“信牌”也是可以的,并非是一种什么“误认”。


  “皇帝之宝”信牌,在后金时期控制得非常严格。葬古尔泰原是四大贝勒之一,是后金国汗皇太极的哥哥。因“帐前露刃”被削爵,从和硕贝勒降为多罗贝勒。就是这样地位显赫的宗室贵族,也不得私藏“皇帝之宝”这类信牌,因为这种信牌是执行后金最高统治者使命的信凭物。清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五年以后,为了夺取辽西,在征服喀尔喀,出兵宣府、大同等一系列军事活动中,派出很多钦差、使者往来各地,“皇帝之宝”信牌,就是适应这种形势的需要制造的。但是奇怪的是,在沈阳故宫博物馆现存的五百多面“皇帝之宝”信牌中,有明显使用痕迹的为数不多。还有的连穿孔都没有,看来是根本没有用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可能和淸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五年造牌之后,在天聪六年八月给六部颁发“银印”有关。因为皇太极在天聪五年虽然设立了六部,但是没有颁发印信。一切政令和军事调遣的行文印信,都出自后金的最高统治者。当六部有了印信之后,除一些重大的军事调遣或外藩事务需要最高统治者派出钦差或特使,给予“皇帝之宝”之类的符牌外,一般都由六部发给盖有六部印信的执照。因此皇帝之宝”信牌用量也就大为减少,原来造出的一大批信牌,就成为备而没用的东西。


  但是,有人说“皇帝之宝”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委派权、蒙降官,任命官吏的凭证”,是“后金初期授官给牌”的一种制度。这种说法也是不符历史情况的。后金,在努尔哈赤进入辽沈地区之前,曾有授官给明朝降官的事实,但却没有“给牌”之例。努尔哈赤在天命三年(一六一八年〕委任第一个明朝降官就是抚顺游击李永芳,授予总兵官,并没有给什么牌,而是努尔哈赤把自己的孙女,阿巴泰之女嫁给了李永芳。从文献的记载中,后金从天命五年(一六二0年)二月,开始“设分武爵”,到天命六年(一六二一年〉进入辽沈地区,努尔哈赤对明朝的降将,大都赐给牛、马、羊、驼和银两,或给以妻室,不曾有过“委官给牌”的事情。到了清太宗皇太极天聪时期,大量任用汉、蒙降官,加强后金统治阶级的营垒。但所采取的也不是“任官给牌”的办法,而是沿袭明朝的“授官给印”的制度。天聪七年(一六三三年)皇太极“封明朝降官孔有德为主帅,耿仲明为总兵,赐之敕印”。并谕孔有德、耿仲明与尔等同破山东归降诸将,宜察其功之大小,用印给劄。此后,又在天聪八年(一六二四年)四月“授归附副将尚可喜为总兵官;赐敕印。?这里的“封官”、“授官”既赐“敕书”又给“印信”,这“印信”并不是“皇帝之宝”之类的信牌,而是带有职衔的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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