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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抚顺

王明琦:后金时期的两种信牌(6)

2014-03-21 21:35 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王明琦 2116
沈阳故宫博物馆现藏一批从“后金”天聪时期到“清”崇德时期的信牌。这批信牌,就牌面文字而言,可分为三种:一是蒙文“聪明汗之诏”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皇帝之宝”信牌;一是满、蒙、汉三体文字的“宽温仁圣皇帝信牌”。其中,除“宽温仁圣皇帝...


  由上所述,从清太祖努尔哈赤天命时期到淸太宗皇太极的天聪时期,看不到任何“任官给牌”的事例。相反,看到的却是“授官给印”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有人把“皇帝之宝”信牌说成是“委任汉、蒙降官,任命官吏的凭证”呢?主要依据是《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和《满洲实录》天命七年(一六二二年)春正月,努尔哈赤攻略广宁时,有三条关于明将“请降”和努尔哈赤授降“给印”(《满洲实录》为“给以信牌”)的记载,而把这里的“请降”和“给印”视为“任官给牌”的例证。


  其实,这又是一种误解。这三条记载,并不是“委官给牌”而是“受降给牌”。仅就明将孙德功以广宁请降事例,看看是“受降给牌”还是“任官给牌”。努尔哈赤攻占辽东之后挥军辽西,在进逼广宁、取得西平堡大捷,明辽东经略熊廷弼、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逃入山海关的形势下:广宁守门游击孙德功、守备黄进、千总郎绍贞、陆国忠等遣七人来,请降。”这是天命七年春正月二十一日(丁已)的事,在这第二天又有“明西兴堡备御朱世勋遣中军王志高请降。”哈赤为了瓦解明军,夺取广宁城,接受这些明将的请降,于是对这两起派来请降的人,各“给以印一”(《满洲实录》则为“给以信牌一”),作为“受降”的凭证。又“賜之白金”,作为赏赉,之后遣还之”。值得注意的是,在明将孙德功等请降后的第三天,据《淸史稿》记载:“得功与黄进……等,率士民出城(广宁城〉东三里望昌冈,具乘舆,设鼓乐,执旗张盖迎太祖(努尔哈赤)入驻巡署。……时,天命七年正月庚申,月之二十四也。上授德功游击,隶镶白旗,辖降众,移住义州。”由此可证,“请降”和“给印(给牌)是作为“受降”的凭证,并不是“任官给牌,的事实。可见努尔哈赤“受降给牌”的信牌,和本文论证的“皇帝之宝”信牌,是两回亊,勿庸赘述。


  综上所述,皇帝之宝”信牌是淸太宗皇太极在天聪五年春正月之后,和蒙文信牌同期造的。它是作为淸太宗皇太极派出的官员出使各地的信凭物。

  社会科学辑刊1979年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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