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恩实:第一玄菟郡辖区侧证(7)

　　而对于土著渠帅，据史料1，到东汉初，才以“县中渠帅为县侯”，说明西汉时期并无此封。那么西汉时期的情况如何呢?据史料2，则当有邑君。揆诸史籍，汉代边郡统治下的土著渠帅，除封以侯、王者，最常见的便是邑君。《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牂柯太守陈立至郡，“乃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夜郎王)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降”。要之，则邑君当为土著聚落首领，而势力未能达到侯、王者。玄菟郡治下只有邑君，而无侯、王，说明土著人群缺乏超越聚落(血缘组织)的更高层次的有组织权力。

　　另据史料1“沃沮诸邑落渠帅皆自称三老，则故县国之制也”记载，则玄菟郡中又以邑落渠帅为三老。据严耕望研究，汉代郡、县、乡皆有“三老”，“昔称乡官，即乡里民官率民参政者也。……乡官虽亦由政府擢任，然其性质与属吏绝殊。乡官上与长吏参职，下以率民，而无一定之实际职掌，此其一。代表民意，领衔呈诉，与地方政府之奏请绝异，此其二。有位无禄，此其三”[16](p  245)。笔者以为，以土著渠帅为乡官，是边郡管理体制的一项极大创造:在保持郡县体制的完整性，抑制土著渠帅的势力的同时，又借助乡官“上与长吏参职，下以率民”的功能，宠络邑落渠帅，使其成为沟通郡县与土著民的桥梁。显然，这一措施对巩固边郡统治十分重要。

　　始设之玄菟郡是采取了郡县制为主，土著自治为辅的管理模式。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当与古朝鲜对半岛各族的统治有关。据《史记·朝鲜列传》载:“以故满得兵威财物侵降其旁小邑，真番、临屯，皆来服属。”《三国志·东沃沮传》载:“汉初，亡人卫满王朝鲜，时沃沮皆属焉。”则真番、临屯、沃沮皆为朝鲜故地。尽管《后汉书·濊传》载:“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但据《汉书·武帝纪》:“(元朔)三年春，罢苍海郡”，到设四郡之时，已无一句提及，秽地也分属临屯、玄菟两郡，则南闾之统治当早已崩溃，秽人很可能又回复到朝鲜的统治之下。朝鲜的统治一方面必然有监临官吏的派遣，同时又会对土著酋渠的权力加以限制。当汉武帝征服朝鲜后，后者派往各地的管理者便顺理成章由汉朝官吏代替了。在这种情况下，四郡内土著酋渠的自治权自然不会很大。

　　与始设之玄菟郡不同，在貊地设立的第二玄菟郡采取了不同的管理方式。此论证据有二:其一，前引《汉书·王莽传中》载:“先是，莽发高句丽兵……皆亡出塞，因犯法为寇……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严尤奏言:‘貉人犯法，不从驺起’”，云云。这段记载说明高句丽县下尚有高句丽侯驺；而高句丽侯驺当与前文所述夜郎王、滇王、钩町侯类似，具有“主其种类”之权，因此貉(貊)人犯法，才会“州郡归咎于高句丽侯驺”。与之相对，第一玄菟郡下诸邑落渠帅，则要到东汉时期，“汉(建)武六年，省边郡，(乐浪东部)都尉由此罢。其后皆以县中渠帅为县侯”，才获得这种权力。

　　其二，《汉书·昭帝纪》载:“(元凤)六年(公元前75年)春正月，募郡国徒筑辽东玄菟城。”此言筑玄菟城是为第二玄菟郡而筑是没有争议的。汉代为边地新设郡县筑城的详细情况史无明言，据《汉书·晁错传》载，晁错“实边策”之语云:“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西嶋定生判断，这段话反映了战国末到汉初的初县的内部结构[22](pp  499-509)。按宫崎市定认为，汉代人民住在密集的聚落里，周围环以城郭，在城中设里制居住，里又有里墙[23]。张继海进一步判断，宫崎先生的结论是基本正确的[24](p  62)。结合晁错“实边策”之语，则汉在边疆初郡所筑之城，实行黄河流域普遍存在的城—里之制是极为可能的。然则第二玄菟郡入居新城之民，必是习于城—里之制的内地移民，而非《三国志·高句丽传》所载“性凶急，善寇钞”，“随山谷以为居”的貊人。这一判断还可以找到其他一些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