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萌：清代满人的姓与名(3)

　　新生儿的排行或身体某个部位或特征，也构成名字来源。克勤郡王岳讬，意为傻公子、呆子；贝子傅喇塔，意为烂眼边；豫亲王多铎，意为胎。舒尔哈齐第八子贝勒费扬武（芬古），意为“老疙瘩”，即幼子，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意为“小”。颖亲王萨哈廉，意为“黑”；贝子博洛，意为“凉帽”。

　　满人有用数字命名之俗。某人出生，祖父适值七十岁，因取名“那丹珠”（满语“七十”之意）。以后流行直接用汉语数字命名，如祖父时年六十二，即取名“六十二”。

　　满人早先命名，又有阿勒巴图（村粗）、阿礼（通天鬼）、阿彦托克托（灯笼）、阿勒哈（闪缎）、鄂勒和达（人参）、僧库勒（韭菜）之类，无不随意为之。

　　满人早期命名直露率真，与其古朴的生活相得益彰，即便译为汉字，初期亦不以粗陋为羞。成书于崇德年间的《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努尔哈赤作弩儿哈齐，多尔衮作多里哄。顺治九年修《清太宗实录》初稿本中，努尔哈赤孙萨哈廉作“查哈量”，侄拜尹图作“摆音兔”，女婿达尔汉额驸作“打儿汗额夫”，宗室篇古作“偏俄”。以后受汉文化濡染，始将寓意平安吉庆、福禄寿喜一类美好、雅驯的字眼运用于名字中。

　　满人命名，原有自身传统与特色，入关前已受到汉文化影响。清初皇室中取汉名者，最有代表性的当属顺治帝福临，取“福之将至”意。但因实录等官书中皇帝御名为避讳而缺笔，所以“福临”的满文究竟如何书写，无从得知。福临第二、五、七子分别命名福全、常宁、隆禧，均带有祥瑞之意。康熙帝自幼习读儒家经典，深受汉文化影响，他给十三子至十六子命名，源于《礼记》和《诗经》。《礼·中庸》载：“国家将兴，必有祯祥”。“祯祥”被认为是吉事的征兆。《诗·小雅·鸳鸯》称：“君子万年，福禄宜之”。“福禄”二字，多用为吉庆颂祝之词。十三子名胤祥，十四子名胤祯，十五子名胤禑，十六子名胤禄。玄烨没有将十五子命名为“胤福”，是避父亲福临的名讳。胤，意为后代，与下一字配合，寄托了玄烨对后辈的良好祝愿。根据同时期碑刻，宗室中镇国公“构孳”（godzi）、“果色”(goose)，也是汉名①。汉人民间，起名“狗子”的男孩俯拾即是，“构孳”是否脱胎于“狗子”，尚不敢断言。“果色”又名“高塞”，为清太宗皇太极子，清初著名宗室诗人。肃亲王豪格的儿子取名富寿（fuseo），封和硕显亲王。既富且寿，取的都是汉语里的吉祥字。在碑刻中，他们的名字不仅满汉对应，而且是汉名在先，满名只是汉名音译②。

　　以汉文福寿、吉祥、康泰等吉祥字命名，在清代成为满人习尚。顺治九年（1652年），取中满洲状元麻勒吉，授弘文馆修撰，改名氏曰马中骥[12]。诸如文元、永祥、崇善、富祥、贵福、德昌、景和、寿山、福海之类，都是满人中流行的名字。这类字词使用频率很高，为避免重复，只好用不同组合加以区别。乾、嘉名臣、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字开文，号时帆，本名运昌，高宗弘历特改名法式善，满洲语黽勉上进。光绪年间，礼部侍郎宝廷，郑亲王济尔哈朗八世孙，其二子一名寿富，号伯福；另一子名富寿，号伯富。

　　满人入关后易患痘疫，婴儿多早殇，取佛保、众圣保、众僧保、众神保、观音保、菩萨保、韦驮保等带有宗教色彩名字者屡见不鲜。康熙十四年《清故淑女黑舍里氏圹志铭》记辅政大臣索尼长孙女黑舍里氏生前取法名“众圣保”③；又康熙四十四年阿进达墓碑载：阿进达殁后，其妻生一遗腹子，祖母“捧负珍如掌珠，锡以佛名众僧保”，[13]意在祷祝神佛保佑婴儿顺利成长。这些命名改用汉语，远比满语易说易记，但仍带有满俗特色。

　　在汉文化影响下，满人命名呈现由满化向汉化的演变，此等事例在碑文、契约文书、家谱中俯拾即是。笔者在《清前期北京旗人满文房契研究》一文中，曾就当时北京旗人中的姓名情况，作了初步概括④。指出，在汉文化涵濡下，满人取汉名或满洲式汉名不再是罕见现象，如契书中“贾宝宇”、“大嘴”之类，都是汉名；八十一、八十四、佛保，则是满洲式汉名；婴儿出生时按祖辈年龄数命名，是满洲旧俗，最初，数字命名使用满语，以后为简便起见改用汉语。则反映满汉习俗的陶融。

　　通过康熙年间碑刻，可以看到满人姓名存在几种并行不悖的类型，反映了清前期北京地区满人命名的多样性：一类为地道满语名字，诸如萨什库、瓦尔大、舒禄、阿思哈、卜达、克什兔、乌尔兔、鄂那海、色勒、都赖、法保、立哥、阿你妈、聂尔兑、厄义兔、八兔、那尔布等皆是。一类为满洲特色汉名，如七十四、四十二、三进保、长寿、存住、常寿、常保、常有、福海、奴才、药师保、花子、老米、关保、三达子、黑达子、六十五、贵禄、老哥、保住儿、丫头、索住、观音保、伽蓝保、二哥、进保、常在、来住等。一类为冠汉姓满名，如王花子、刘保住、刘索住、白阿林兔、王白呀喇、赵拉达里、李五十八、赵六十八、鲍六十七、王克什礼、李五十、刘八十、张六十八、王二吉兔、白八十一、程六十儿、马二吉兔、王八十等⑤。镶黄旗满洲人恒斋，由部外放，辗转至四川成都后生一子，因起名成都⑥。则说明满人命名亦具有一定随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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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康熙六年五月《构孳墓碑》，载《拓本汇编》第62册，第90页；康熙十年九月《果色墓碑》，载《拓本汇编》第62册，第177页。

　　②康熙十四年四月《富寿墓碑》，载《拓本汇编》第63册，第71页。

　　③载《拓本汇编》第63册，第69页。

　　④《民族研究》2001年第4期。

　　⑤康熙三十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东岳庙碑》，载《拓本汇编》第65册，第118-120页；康熙三十七年三月《散司攒香会碑》，载《拓本汇编》第65册，第121-122页；康熙四十一年七月十六日《重修三义庙碑记》，载《拓本汇编》第66册，第17-18页；康熙五十一年八月《东岳庙速报司岳武穆鄂王碑记》，载《拓本汇编》第66册，第168-170页。

　　⑥《成都及妻库雅拉氏墓表》，载《拓本汇编》第80册，第6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