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亭：多尔衮严惩贪官(2)

　　清朝入关几年，吏治却不见好转。吏科给事中林起龙指出：“今贪官污吏遍天下，虽有参劾，不过十之一。其他弊端较之明季更甚！”

　　俗云：治重病，用药猛；治乱世，用重刑。多尔衮深知此中道理，于入关初就三令五申，宣布对贪官施用极刑，表明惩贪的决心。当时，百姓受害最重者，一为加派，二为火耗，各级官员从中贪取私利。在国家向农民征收额定的赋税外，另巧立名目，增加一项或者几项税收，称为“加派”。农民在缴纳赋税时，往往用的是细碎银块，国家不便储存，易丢失，遂将这些小银块放进特制容器内加热熔化，重新铸成重量不等的银锭。在熔化过程中，银两必有损耗，不足原重量，其损耗的部分称为“火耗”，便摊派到农民身上。再缴纳这笔钱，实则又多纳了一份税额。加派多少，火耗多少，都由当地税官决定，银两纷纷流进了他们的腰包。所以，清初的加派与火耗实为害民的两大弊政！

　　多尔衮得报地方加派、火耗之事，深恶痛绝，立即发出严令：国家征收的正赋尚且不断蠲（juān，免除）免，岂容额外多取！所谓火耗，“正是贪婪积弊”，这些害民之举，即“严行禁举”。他警告：“官员犯赃，审实必斩。”同样，违禁加耗，“即以犯赃论”，必斩无疑。

　　多尔衮说过最严厉的一句话：“贪官必诛，何必论赃多少！”不论贪污多少只要沾个“贪”字，就必须处死！明末吏治败坏，恶习难改，至清初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多尔衮看得明白：不用重刑、重处，是无法遏制贪风继续蔓延的。他要求各级官员不论谁，只要发现贪污行贿之事，要朝闻夕奏，不得稍有迟延；知情不举，与贪官同罪并罚。顺治二年（1645）二月，借顺治帝给山西省发布“恩诏”的名义，规定：自本年二月一日起，省内一切大小官员，“但有贪贿枉法，剥削小民者，俱治以死罪”。

　　明末以来，盛行送礼风，尤其是官员之间、上下级关系，相互送礼，馈赠钱物，延至清初，此风更盛。多尔衮对此恶习发出了“实为可恨”的切齿声，认为是助长贪风的一大祸患，必欲除之而后安！他规定：每位官吏于“俸禄之外”多取一点点，“便是贪赃”，即以贪官罪惩治。

　　多尔衮亲自监督各监察部门的执法情况，遇有重大贪污案件，他便亲自处理。顺治二年，宣府巡抚李鑑揭发赤城（今属河北）道朱寿鉴贪赃枉法。朱指使其子去找英亲王阿济格的心腹绰书泰，送礼拉关系。阿济格受人之托，又是写信，又乘出师宣府地区，当面担保朱氏为忠良之人。李鑑断然拒绝。其后阿济格又派绰书泰、总兵刘芳名威逼李鑑放过朱氏。李鑑不畏权势，将此案报到北京。多尔衮下令评审，案情属实，即判处朱寿鉴、绰书泰死刑，籍没家产，刘芳名革职，给予李鑑重奖。顺治五年（1648）三月，甘肃巡按许弘祚给固山贝子满达海送去骆驼、帐房等物，分明是拉关系，谋求高升。事发，许弘祚被革职，满达海收受礼物也受到处分，所得礼品被没收。次年二月，汉羌总兵尤可望的罪行被揭发，既有贪污罪，也有奸淫妇女、妄杀兵丁诸罪。多尔衮不论其以前有何功劳，立即下令斩首处死。福建巡按周世科以“贪婪无忌”等害民罪，先判凌迟处死，多尔衮开恩，改为斩首。

　　多尔衮雷厉风行，反贪绝不手软，在中央与地方引起巨大震动。不幸的是，大规模反贪才刚刚开始，多尔衮便于顺治七年（1650）病逝。但是，反贪并未停止。他的侄儿、当朝皇帝顺治帝继承其遗志，继续大力反贪、惩贪。他曾说：“朝廷治国安民，首在严惩贪官。”还说：“优者选用，劣者除名，澄清吏治，大端在此。”（以上引文皆引自《清世祖实录》）这位年轻的皇帝把惩贪置于治国的首要地位，显示出他对吏治问题的深刻认识。

　　多尔衮反贪、澄清吏治开其端。历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帝，皆坚持反贪惩贪，终把清朝推上鼎盛！

　　作者简介

　　李治亭，1942年生，山东莒南人。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委员，传记组特聘专家。主要著作有：《吴三桂大传》、《清康乾盛世》、《中国漕运史》，及主编《清史》（上、下）等25部（包括部分合著），发表论文200余篇。

　　（转引自中华文史网，《清史镜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