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春福：从抚顺道街开始

　　1954年9月12日农历八月十六，我出生在抚顺市新抚区福民街的二道街，那是一个居住有八家以上的大杂院，那时家里住着奶奶、爸爸、妈妈和一个收养的哥哥，条件非常艰苦，家境特别贫瘠，5口人只拥有一铺北炕，房屋破烂不堪。冬天漏风，夏天漏雨，秋风卷走了房屋上的茅草，一屋两家人只得坐着等到天亮。即使这样，但因为我父母年龄很大才有我，而且我们家和我叔家我是第一个男孩，所以我还是从小就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照顾，众星捧月的呵护，在那个年代已经很不易了。

　　当时道街附近有很多的老地名，木材加工厂，棺材铺，福民小学，圈楼百货，军用被服厂，迟大夫中医正骨诊所，防疫站，群总电影院，工农兵电影院……但我最熟悉的是中和小学，那是我的母校。1963年，我家搬到了四道街，我上了小学，当时的班主任杨老师叫杨桂兰，特别瘦，当时大概有二三十岁，梳一个大辫子，说起话来还有些公鸭嗓。中和小学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学，但在缺少学校的那个年代这已经是很好了。中和小学位置在六道街，四面平房，两排平房接口之间有一个空隙，那就是学校的校门，校门分一个大门和一个小脚门，大门是让师生上学放学用的，校门是为老是出门办事用的。在学校看大门的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姓王，手里时常拿着一个收音机，时不时的引来没有收音机家孩子的羡慕，老王头把大门非常严格，上学迟到一点都不让进去。

　　从上小学后到文G前，每逢“六一”儿童节学校都组织我们到劳动公园去游玩，学生5分钱，大人1角钱。当年的劳动公园既没有仿古式的亭子，也没有宽阔平坦的道路，但是有的是鲜活翠绿的树和清澈见底的湖水。每次去游玩的时候我妈妈事先都会给我准备好凉开水，面包和咸鸭蛋，怕我在公园游玩时挨饿。因为当时家里穷，舍不得买汽水，看着条件好家庭的孩子喝着汽水，而自己只能和凉白开，面包也不是常买的，只有不能回家吃饭时才能买，买一个面包的钱能买一袋酱油，咸鸭蛋也是自己家淹的。既然如此，我儿童节过的也非常开心。

　　1966年，毛主席开始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们小学全部停课，在家休息。说是休息，其实也没休息，我在文G愈演愈烈以至于推向高潮的这两年间看了不少电影，也闯了闯社会。白天领这一帮小伙伴上街看武斗的热闹，早晚去市里看小人书，看电影，全市的电影院我几乎都去过。有一次已经很晚了，我还没有回家，我爸爸把全市的电影院都找遍了，也没找到，最后向人打听到站前的铁路俱乐部，才把我找到。

　　1968年开始复课闹革命，随后我就上了抚顺三中，抚顺三中是当时道街比较大的学校，也是道街学校中寥寥无几的有楼房的学校，学校当时是二层楼，据说是40年代建的，以前是县政府。前面是一条相对宽的马路，叫新抚路，马路对面是现在的十九中原来的三中操场，附近还有一个防疫站……在三中的班主任是教语文的，叫黄玉霞，当时她教了我们一首革命歌，歌名叫“拼刺刀”。

　　拼刺刀，看谁拼的好，当兵保祖国，离不开这一招。

　　我们仇恨深，我们觉悟高，对那美帝苏修就是一刀。

　　杀！嘿！

　　我们一边唱着革命歌，一边拿着红缨枪，年轻的容貌和身影在阳光下闪耀出活力，如今看来那已是一种时代的缩影和远古的传奇。

　　黄老师不仅教会了我们唱歌，而且还带领我们野营拉练，是我们各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和锻炼，并且我还学会了一套长拳一路。

　　中学时代的我是活泼的也是稳重的，但在大多数人的眼中我都像小大人一样，从小就被别人说“小大人”，长大了还被别人说成“大姑娘”。但是我也有活泼一面的，中学时代特别热衷于练杠子，有一次在三中的操场上拿篮球架当杠子练，由于篮球架下面压的石头不够分量，正在练杠子之时，篮球架下的石头一下子翻了个，篮球架倒塌了，这可把校长老师吓得不轻，心想还不得出人命？没想到我从倒塌的篮球架下面钻了出来，这可把老师们气坏了。

　　就是这样，跌跌撞撞走过了童年之路，1970年4月1日随家里下乡至清源，结束了童年所有的记忆，投入到了劳动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