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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考古

马伟:“满洲”:从族名到地名考

2014-11-04 18:50 人大清史所 马伟 1839
“满珠”(manju)作为部落名,源于辽金末造,与满族传说中的布库里雍顺生活的时期基本同步。布库里雍顺是神话人物,蒙特穆是历史人物,二者区分明确。很长时间里建州女真自称“珠申(诸申)”(Juchen)。珠申实际即朱理真(Jurchit)另一女真语发音……
  天聪九年(1635)十月十三日,皇太极颁发谕旨,“我国之名,原有满洲、哈达、乌喇、叶赫、辉发等,每有无知之人称之为‘诸申’。‘诸申’之谓者,乃席北超墨尔根族人也,与我何干?嗣后凡人皆须称我国原‘满洲’之名。”(1)这段文献传递出以下信息:第一,皇太极将本族族称由“诸申”(珠申)恢复为原先的“满洲”(manju)。“满洲”实际就是“满珠”;第二,“满洲”之名,与哈达、乌喇、叶赫、辉发一样,曾只是女真一个部族名;第三,关于“满洲”原部族号,《清太宗实录》谓“统绪绵远,相传奕世”,此说法虽有粉饰之嫌,但古已有之,却是事实,并非后金年间突然创造。

  那么,“满洲”究竟出现于何时?皇太极为什么要复用它?一系列疑问,学术界虽研究多年,但依然是疑点重重。首先,须勾勒其出现的时间段,这对考证“满洲”一词的来源至关重要。其次,关于其来源问题,还要区分哪些是自称,哪些是他称,然后再辅以音韵学及词源学,对其进行考证。另外,还应考虑皇太极当时统治历史背景及其宏图大志。最后,无论是“珠申”“满洲”,还是哈达、叶赫、乌喇,都是朱理真Jurchit(女真)曾经的部落名称。

  一、关于“满洲”名称出现的时间

  作为汉语的“满洲”,出现的时间倒是很早。北魏时,司马绍“将刘遐、苏峻济自满洲”(2)。“洲”本作“州”。《释水》《毛诗》皆曰“水中居住者曰州”。《说文》从之。尧时遭洪水,“民居高土”以避之。《说文》“俗乃别制‘洲’字”。所以,“洲”即指“水中陆地”,后演变为地名、行政区划。《魏书》所说之“满洲”确为地名,但究竟指何地、何区划,存疑待考。

  但作为部落名的“满洲”见于文献却是明代的事了。从时间上看,涉及该部落较为原始的史料就是《满洲实录》《旧满洲档》,但也基本起于万历中后期。其次是《皇清开国方略》《满洲源流考》《八旗通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但多承袭《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编写长达120年,前后多次修改,但作为史料却要多方比较方可使用。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载“布库里雍顺居长白山东,俄漠惠之野俄朵里城,国号曰‘满洲’(manju),是为满洲开基之始也”(3)。《满洲实录》基本与此同。“布库里”(bukūri)首先是个山名。《天聪九年档》五月初六,天聪汗新招服中有穆克西科者说,他父祖世代生活于布库里山下,他们没有档案,一些事全靠口耳相传。(4)“布库里”作为山名,古已有之,在长白山东南。这就不难理解《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将“布库里雍顺”又称作“布库里英雄”。孟森甚至认为,“布库里英雄”是布库里山的英雄,未必指某特定的人。(5)即无论是“布库里雍顺”,还是“布库里英雄”,充其量就是个传说人物,如同华夏民族“黄帝”“炎帝”一样。同时,《满洲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又载“布库哩雍顺”为manju之始祖。对于这个说法,如简单将其否定,略显武断。神话人物往往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寄托,本身虽有一定的可塑性,但塑造过程却是有依据的,那么其所处时代就有史可寻了。

  还存在“始祖”和“肇祖”之说。《清史稿·太祖本纪》都督蒙特穆,为其肇祖原皇帝。清太祖之苗裔也常称蒙特穆(猛哥帖木儿)为其肇祖。《说文》“肇”,始也。肇始同一,一个民族不能有两个始祖。

  王钟翰认为,布库里雍顺(bokūri yong觢on)与猛哥帖木儿(mongge Temur)、蒙特穆(mengtemu)实为一人。(6)猛哥帖木儿和蒙特穆是同一人的不同称谓,基本无甚分歧。明初,蒙特穆是东北历史舞台上的一颗政治明星,有史可寻。显然,布库里雍顺是发达后manju民众的一个精神寄托,是广义上的始祖,或可追溯为是朱理真的始祖。广义上的manju,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发生着变化。先是斡朵里部、火儿阿部、托温部,后又逐渐发展为苏克苏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阵等五部,乌喇、哈达、叶赫、辉发等扈仑四部,之后就是边远的野人女真。而蒙特穆则是大清严格意义上的肇祖,是清太祖苗裔之肇祖,是荣耀的象征。

  其次,猛哥帖木儿曾袭为元万户,后又为明建州卫都指挥使,且在明与朝鲜间应对自如,最大化的保障了部落的利益。对其后裔来说,他的地位、功业尊贵且显耀,是首当其冲的尊耀祖先。《龙飞御天歌》“斡朵里豆漫夹温猛哥帖木儿、火儿阿豆漫古论阿哈出、托温豆漫高卜儿阁。”“豆漫”即满语“万户”。从朝鲜的资料记载看,猛哥帖木儿也是斡朵里万户。

  综合以上考察,布库里雍顺与蒙特穆(猛哥帖木儿)之关系基本明了。那么作为“满洲”部族之始祖的布库里雍顺究竟是何时代人呢?蒙特穆活动的区域在朝鲜北部、松花江区域,其事迹基本发生在明洪武、永乐间。《明实录》和朝鲜《李朝实录》《龙飞御天歌》可相互印证。《说文》云,“三十年为一世”。虽此说法略有些机械,但仍不失为一佐证。由此上推,三百年前的满清之十世祖蒙特穆生在元朝晚期,这才有一个蒙古化的名字“猛哥帖木儿”(mongge Temur)。纵观元时期,女真部落长基本都有蒙古化的称谓。所以,王钟翰认为,蒙特穆当活跃在元末明初之际,这个说法是可信的。略有些神话色彩的布库里雍顺,出现的时间应更靠前。

  蒙古灭金后,在女真各部分别设五万户府,桃温、胡里改、斡朵憐、脫斡憐和孛苦江。(7)《元史·百官志》云,“诸路万户府……其官皆世袭,有功则升之”(8)元末明初时,仅存三万户府,分别是斡朵里、火儿阿、托温。(9)朝鲜称之“斡朵里”即《元史》之斡朵憐,也即《满洲实录》之俄朵里。孟森认为,火儿阿即《元史》之胡里改,朝鲜又称之兀良哈、托温、桃温同,后即为满洲三大部。这说明无论是蒙元,还是到了明初,满洲之核心部落斡朵里始终存在,而且其酋长还世袭万户之职。《元史·兵志》女真兵为乡兵,不用去它地戍边,也就不会被贬官、降职。所以,万户身份基本不会变更。蒙元从窝阔台在位第六年即公元1234年灭金进入东北,到明洪武四年即1371年退出,前后延续了137年。另,努尔哈赤时期,其宗室平均寿命55岁,皇太极时53岁。(10)后金宗室寿命如以54岁计,布库里雍顺后子孙暴戾,部族遂叛,中间断档两代,以蒙特穆为基点向前推算,三代共150余年。因此,魏源推断“满洲”始祖当在辽金末造是有可能的。

  如果布库里雍顺存在于辽金末造,那么,“满洲”作为部族名亦当出现在此期间。天聪九年,清太宗复以“满洲”为族名。稻叶岩吉认为,“满洲”二字系伪造,压根就不存在,提出“满洲”二字始于乾隆朝编纂崇德实录之日。因为前遗录及文书,实无此记载。且太祖自立称汗,以“满住”二字代之,(11)也未有“满洲”二字之踪迹。孟森则直接认为,“满洲”源于“满住”。(12)上文已言及,从《天聪九年档》《旧满洲档》及《清太宗实录》皆可知,清太宗是摒弃了“珠申”(诸申),而复用“满洲”之旧有部落名。其次,不可低估清太宗对先辈历史的了解。上文太祖就曾以十世先辈之威德,怒斥乌喇贝勒,此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恫吓。天聪七年(1633),后金与朝鲜因瓦尔喀归属发生争执。太宗当即强硬地表示,朝鲜如对此有疑惑,双方可派人了解“满洲”之世系,并令朝鲜多看看辽金元史。(13)由皇太极强硬且自信的言语观之,天聪汗对“满洲”先辈之历史、功业是很了解的。应是先有女真语之(manju),再有汉译之“满洲”。(manju)存在的时间当在辽金末造,汉译之“满洲”则应在天命天聪间。1905年,市村瓒次郎到奉天崇谟阁,发现天聪朝朝鲜来书皆称皇太极为“金国汗”而无“满洲”之称谓,认为清朝始有满洲名号是崇德七年的崇德年间。(14)市村氏看到的并非满文最原始资料,《满文老档》已随满清贵族入主了北京,封存于内阁大库。这个他并未看到。

  二、部族名“满洲”一词之来源

  关于“满洲”一词之来源,(15)最早进行考证的当推《钦定满洲源流考》和《皇(清)朝通志》。“‘满洲’本作‘满珠’,二字皆平读。我朝光启东土,每岁西藏献丹书,皆称‘曼珠师利’大皇帝。翻译名义曰‘曼珠’,华言妙吉祥也。又作‘曼殊室利’大教王。《大教王经》云:‘释迦牟尼师毘卢遮那如来。而大圣曼殊室利为毘卢遮那本师。’殊珠音同,室师一音也。今汉字作‘满洲’,盖因洲字义近地名,假借用之,遂相沿耳,实则部族,而非地名,固章章可考也。”(16)清《通志》基本与《满洲源流考》类似。二者成书时间虽大体相当,但基本是前者承袭后者。(17)其一,《满洲源流考》提出,汉译之“满洲”“满珠”,本身无甚区别。其二,他们皆源于梵语,或喇嘛教之“曼殊师利”。关于第一点,笔者不持异议。“满洲”“满珠”本身即汉译之表达,同源于女真语之manju。皇太极年间,从政治及对外宣传角度,采用了“满洲”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表述。“满洲”源于“曼殊师利”,则略有异议。此说法流传甚广,影响深远。魏源《圣武记》、吴振棫《养吉斋余录》等都对此说予以肯定。章太炎出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之目的,认为“曼殊师利”译言妙吉祥,“建夷(建州女真)不知文义,西藏所称之意,竟以‘曼殊’为其部落之名”(18)。稻叶君山在“满洲”一词为清太宗伪造基础上,更将“曼殊师利”改为“文殊师利”。内藤湖南、阿倍健夫等人也有类似论述。令人疑惑的是,清太宗言之凿凿地宣布要复用已有之部落名“满洲”,而乾隆朝却又声称它源自“曼殊师利”。此为何?

  我国北方民族信奉佛教,源远流长。某些民族政权的首领,为了获取更多的部众资源,往往极力附会。这是可以理解的。辽圣宗就自称“文殊奴”。“文殊”表尊大。辽圣宗文武皇帝“讳绪隆,小字文殊奴”(19)。有史料可证明皇太极曾奉行积极稳妥的佛教政策,如善待并保护僧人,但对满人出家及私建寺庙却有严格的限制。没有史料能说明其曾沉迷于佛事。乾隆帝则不同,对佛近乎于佞。大清乾隆帝曾用十八年时间为满人编译大藏经696部2466卷,并在北京建12座寺院,(20)还多次扮演文殊菩萨。乾隆四十二年(1777),阿桂等奉敕纂《满洲源流考》时,正值皇帝痴迷的高峰期。据台湾王俊中考证,将满洲之起源附会到“曼殊师利”,显然修撰者是“揣测上意”。(21)“曼殊”之意“妙吉祥”。“妙”,拥有无上的智慧;“吉祥”,具众福德因缘之意。“妙吉祥”很符合乾隆皇帝“十全老人”的心理。

  其次,“西藏之达赖喇嘛,赉册书至于奉天,竟称太宗为‘曼殊师利’(manjusri)皇帝也”(22)。稻叶氏认为,“满洲”源于清太宗时的“曼殊师利”。《满洲源流考》则认为是乾隆朝。双方为何有如此大的差异?其一,在缺乏充足史料的情况下,各自从意愿出发,随意推测。其二,西藏称清帝为“曼殊师利”大皇帝,说明清帝对佛教羁縻之策效果显著,但这仅是喇嘛教单方面的行为。据《一史馆藏蒙文老档》载,清太宗朝,蒙藏领袖多称皇太极为“大吉大祥宽温仁汗”,皇太极回书也自称“大清宽温仁汗”,并未见“文殊”之称号,(23)没有史料能说明“曼殊师利”或“文殊师利”曾直接影响了清太宗恢复“满洲”旧名。

  那么,“满洲”之称谓如何而来呢?上文已言及,女真语manju出现的时间在辽金前后。满洲本源于女真,女真又源于肃慎,这点学术界争议不大。那么“满洲”称谓就如何由女真转变而来呢?

  “女真”名称始见于唐昭宗天复天佑年间。三年(903)春“伐女直,下之,获其户三百”。天佑三年(906)“十一月,遣偏师讨奚、霫诸部及东北女直之未附者,悉破降之”(24)。后阿保机又不断侵扰并掠取了燕云十六州。女真名称即由燕晋民众传之于中原。女真本名朱里真。《三朝北盟会编·政宣上帙》卷三谓,女真古肃慎国也,本名“朱理真”,番语讹为“女真”。(25)《金志·初兴本末》金国本名“朱里真”,番话讹为“女真”或曰“虑真”,肃慎氏遗种。(26)《元曲选·虎头牌》女真称“竹理真”。(27)综合三则史料,其一,“朱理真”“朱里真”“竹理真”是本称、自称。女真是他称。其二,朱理真古肃慎国,二者有一定渊源。肃慎是最早见诸于史籍的东北古族。《周书·王会篇》《左传》(昭公九年)、《国语·鲁语》《史记·五帝本纪》《周本纪》《孔子世家》《大戴记·少间篇》《说苑》等都有记载。《钦定满洲源流考》援引宋刘恕称,金之姓为朱里真,北音读“肃”为“须”,须朱同韵,里真二字,合呼之音近慎。盖即肃慎转音。(28)肃慎、女真本名皆朱理真。对此,学术界已讨论多年,已达成某种共识。

  那么,为什么会将“朱理真”汉译为“女真”呢?高汉本(B.Karlgren)认为,娘母“女”“尼”古代发音是典型的j化。(29)“女”古音切韵njiwo。法国汉学家格罗塞(R.Grorsset)、特维里牙(M.G.Deveria)、沙畹(E.D.chavannes)等均读女真为Joutchen。(30)帕克(R.H.Parker)、夏特(F.Hirth)又将其读为Ju-chih。“女”古音声母与蒙古音Ju及其汉译音“朱”,实际是一回事。

  另,博明《西斋偶得》,女真由“朱理真”迭改,音乃“朱里扯特”Jürchit。《元朝秘史续集》卷一“主儿扯敦”旁注“女真的”Jürchit-un。《登坛必究》卷二十二《译言·人物门》“女直”作“主儿赤”。(31)大抵自元初以来,蒙人用Jürchit一字专称女真人。(32)明《华夷译语》女真作“朱先”Juchen。《永宁寺碑》女真作“住舍”或“朱先”。《满洲源流》国初旧称“珠申”。《满文老档》作Jusen。波斯拉施特称女真为Jūrjeh。(33)蒙古语、满语“女真”发音皆起于Ju。满语“满珠”“满洲”均作man Ju。相信这一系列都不是巧合。因此,肃慎、女真、满洲从满语音韵学看,都源于“朱理真”Jurchit。对于“满洲”一词而言,诸申(珠申)、满珠、满洲的姻缘关系则更近。

  其二,乾隆帝在《钦定满洲源流考》序中言,“我朝肇兴时,旧称‘满珠’,所属曰‘珠申’,后改为‘满珠’。”乾隆帝在此强调“满珠”是“旧称”,即满语之manju。此也即为传说中布库里雍顺在斡朵里城,号为满洲manju。从满语词源学看,“满珠”“满洲”是一回事。但从汉文化角度看,区别可就大了。清太祖、清太宗在东北一隅时,已采用中原王朝氏的天命、天聪、崇德年号。在沈阳即位后,设文馆,译汉文经典,记注本朝政事。此标志着女真开始行夷夏之变,以中原方式处理政务,目的是要与南朝分庭抗礼,甚至取而代之。所以,在“满珠”“满洲”之间,显然“满洲”更符合中原的阴阳五行说,也符合清太宗个人意志。满字取满住之满,洲字取建州之州,州边加水成洲。满、洲、清皆取水义,谓灭朱明之火。(34)

  综合以上所考,满珠(manju)古已有之,但很长一段时间通用珠申或诸申Juchen、Jurchit,即汉译之女真。为了显示其鸿鹄之志,着重于对外宣传,清太宗恢复了manju之旧称,在“满洲”“满珠”之间,显然前者更适合。

  还有人认为“满洲”为“勿吉”“靺鞨”之音转。本文略作分辨。“靺鞨”与“勿吉”本无甚区别。《北史·勿吉传》“勿吉国,一曰靺鞨”。“靺鞨”本作“靺羯”,自“勿吉”音转。“勿吉”满语为“窝集”,意密林深处的狩猎者。再者,《北史》卷九十四所载勿吉七部,与《隋书·靺鞨传》《旧唐书·靺鞨传》所载靺鞨七部无甚区别,说明隋唐士人原本就认为“勿吉”“靺鞨”是一回事。勿吉是不可能自称为“林中之人”,很显然“勿吉”“靺鞨”都是中原人对他们的称谓,是他称,也就不可能是“满洲”族称的来源。

  满珠初仅以斡朵里为核心,实力非常有限。时哈达部之王忠控制东夷,为女真诸部之长。《三朝辽事实录》卷一《总略·南北关》载“嘉隆年间,有王忠者,部众强盛,凡海西、建州、毛怜182卫、20所、56站,皆听约束”(35)。后女真各部众纷纷归附,并以称哈达部为荣。后其侄王台时逐渐衰弱。万历年间建州逐渐强盛,在太祖太宗时代,一统东北各部。女真各部又纷纷自诩为满洲部。依附强者,甚至变相自诩为强者,在北方游牧民族中也颇为常见。在草原部落争雄中,塔塔尔tātār强盛时,各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部族各不相同,但也纷纷自称塔塔尔人,并以此为荣。成吉思汗的蒙古monggho部强大时,各部又吹嘘自己是蒙古人。(36)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称,因为在古代蒙古人只不过是北方草原众多部落中的一个。在这个问题上,女真部落与草原部落发展脉络几乎如出一撤。满洲部族名如同满洲人一样,最后一统东夷各部,并入主中原。

  三、作为地名之“满洲”

  “满洲”一词很长时间只是个族名,但随着满清统治的衰微,这个名称的指代也发生着变化。近代欧美人,对“满洲”的英文书写是Manchuria,后缀ia即是地名、国名的标志,如Indonesia印度尼西亚、Malaysia马来西亚皆如此。最早将“满洲”作为地名的是俄国人。1897年俄国财政部编《满洲地志》提出以“倾斜面”区分“满洲”地理。“北满”在地理上属西比利亚之一部,大部分倾斜黑龙江、鄂霍次克海;“南满”属中国,其河系倾斜辽东、朝鲜。“南满”占全满六分之一,“北满”占六分之五。(37)俄人对“满洲”政治的图谋要远远大于其对地理走势的关注。在西方舆论占主导的状况下,居然逐渐成为通用概念。我国竟然也顺延使用。“满洲”作为地名而代替辽东、盛京、东三省之称,金毓黼认为,“实肇端于有满洲铁路”,并引1898年《中俄续订东省铁路公司合同》之第一款为证,“东省铁路达至旅顺口大连湾海口,取名东省铁路南满洲铁路”(38)。此主张可取。至此,“满洲”一词首先是部族称谓,其次是地名,再次才是国名。

  “南满”“北满”成为事实上的地理概念,始于日俄战争。1905年8月,两国在美朴茨茅斯(Portsmouth)订立和约,重新分配在我国东北的利益。该和约第六条之规定,“俄国政府允将由长春宽城子至旅顺口之铁道及一切支路,并在该地方铁道内所附属之一切权利、财产,以及在该处铁道内煤矿,或为铁道利益起见所经营之一切煤矿不受补偿,且以清国政府允许者,均移让于日本政府”(39)。以北纬43°88′为基准将我国东北分为南北两部。南北“满洲”界分则标志着日俄在东北的势力范围。

  1906年,日俄瓜分中国东北,长春以北属俄,以南属日。在控制东北方面,日人逐渐超越了俄人。获取在我国东北特权后,“满洲”、蒙古就成为日本东洋史家研究的重点。白鸟库吉曾写信给时任“满铁”总裁后藤新平,道出了其中的缘由,“从两方面来论述对满洲韩国地区进行彻底研究之必要:其一是从学术观点出发进行研究,其二是从经营满韩的实际需要出发进行研究”(40)。虽说日本学者有治东洋史的传统,但同时也与日本国家利益共进退,即历史研究是为政治服务的。这也使“满洲”作为地名几乎成为国内外学术界表述的常态。1908年,“满铁”设立“满洲地理历史调查室”,重点研究满洲历史地理,曾刊行《满洲历史地理》论丛两卷。东京大学接管该部后,又出版《满鲜地理历史研究报告》14册。另外,还有内藤湖南《满洲写真帖》、稻叶君山《满洲发达史》等。“满洲”作为一地名,甚至是一独立的政治区划,日人比俄人更彻底,更具有实践性。

  1907年7月,日俄在圣彼得堡签订密约,在附款中对南北“满洲”之界分详细议定,“从俄韩边界西北端划一直线至珲春,从珲春划一直线到毕尔腾湖(镜泊湖)之极北端,再划一直线至秀水甸子,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北,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与姚尔河交流之点”(41)。分界线以珲春西北,至镜泊湖,更西至松花江与嫩江汇合处,沿松花江至姚尔河,基本可达索岳尔济山附近。从今天行政区域观,“北满”包括黑龙江全部、吉林中北部和内蒙之东部。“南满”包括辽宁全部和吉林南部。九一八后,日本独占东北,制造“满洲国”。又出现了“满铁”“满业”“满映”等令人不舒服的名词。

  每每提起这些词汇,我国民众往往不愿多提。历史,如同滚滚车轮,碾碎了耻辱,也铸就了辉煌。在这条长河中,中华民族更多的是在创造辉煌,成就新的历史。(作者简介:马伟 黑龙江省佳木斯大学社科部讲师)


  注释

  1关嘉录、佟永功等译:《天聪九年档》,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28页。《清太宗实录》卷25,第29页上也有相关记载,但修饰的成分较多。天聪七年八年九年档的内容乾隆年间的《满文老档》未收录,1935年9月发现了上述史料,1969年台湾《旧满洲档》收录之。

  2(北齐)魏收:《魏书》,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97页。

  3《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一,第2页。

  4《天聪九年档》,第55页。

  5孟森:《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70页。

  6王钟翰:《满族先世的发祥地问题》,《王钟翰清史论集》(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1页。

  7[朝鲜]权踶:《飞龙御天歌》卷第七、第五十二章,韩国奎彰阁藏,第21-22页。

  8(9)宋濂等撰:《元史》,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标点本,第2310-2311页,第1400页。

  9(10)江桥:《清朝前期宗室人口状况的初步统计与分析》,《人口研究》1986年第2期,第50页。

  10(11)[日]稻叶君山著,《清朝全史》(上卷一),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第68-69页。

  11(12)孟森:《满洲名称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第2-3页。

  12(13)《太宗文皇帝实录》卷十五,天聪7年9月癸卯条,第13-14页。

  13(14)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辑。

  14(15)关于“满洲”名称的研究,近百年来备受关注,成果卓著。其中,市村瓒次郎《清朝国号考》,《东洋协会调查部学术报告》第1辑;冯家升《满洲名称之种种推测》,《东方杂志》第30卷第17号1933年9月;黄彰健《满洲国国号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7年第37辑下,第459-473页;孟森《满洲名义考》,《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中华书局1986年,第1-3页;王昊、张甫白《“满洲”名称考释》,《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滕绍箴《“满洲”名称考述》,《民族研究》1996年第4期;王钟翰《谈谈满洲名称问题》,《王钟翰清史论集》(第一册),中华书局,2004年,第11-16页;刘厚生《关于满族族称的再思考》,《东北史地》2007年第2期;张璇如《关于“满洲”族称的几个问题》,《北方民族》2007年第4期。另外,章太炎、萧一山、金毓黻、吴晗等也有研究。学术界总共提出了不下二十余种说法,基本可分为族名说、佛教说、首领说及地名说。

  15(16)阿桂等撰:《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部族·满洲》四库全书本,第3页。

  16(17)嵇璜、刘墉等奉敕撰:《皇朝通志》卷一,《氏族略·国姓》,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万有文库,1935年。

  17(18)章太炎:《与弟子吴承仕论满洲旧事书》(续第七书),《华国月刊》第2期第3册,第3页。

  18(19)(元)脱脱等:《辽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07页。

  19(20)王家鹏:《乾隆与满族喇嘛寺院》,《故宫博物院院刊》1995年第1期,第60-61页。

  20(21)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8期,1997年,第106页。

  21(22)[日]稻叶君山著,杨成能译:《满洲发达史》,东亚印刷株式会社,第201-202页。另参见稻叶氏《清朝全史》(中华书局1931年第15版)上卷第1册第18章《太宗改国号》中“满洲国号系太宗之伪造”,认为“满洲即文殊”。第60-61页。

  22(23)《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二),第213-215,223-227页,转引自王俊中《“满洲”与“文殊”的渊源及西藏政教思想中的领袖与佛菩萨》,第99页。

  23(24)(元)脱脱等撰:《辽史·太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第2页。

  24(25)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甲),台湾:大化书局,1977年,第21页。

  25(26)宇文懋昭:丛书集成初编《金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页。

  26(27)臧懋循:《元曲选》上部《丙集上·虎头牌》,明刻本第16-17页。

  27(28)《钦定满洲源流考》卷一《部族·满洲》四库全书本,第7-8页。

  28(29)[瑞典]高汉本著,赵元任、罗常培等译:《中国音韵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77页。

  29(30)韩儒林:《女真译名考》注1,《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74页。

  30(31)王鸣鹤:《登坛必究》,沈阳:辽沈书社,1990年,第3074页。

  31(32)韩儒林:《女真译名考》,第473页。

  32(33)[波斯]拉施特著:《史集》第1卷第1分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4页。

  33(34)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下册),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542页。

  34(35)王在晋撰:《三朝辽事实录》,明刻本。

  35(36)[波斯]拉施特:《史集》第1卷第1分册,第166页。

  36(37)李长传:《满洲地理研究》,《新亚细亚》第二卷第二号,1931年,第58页。

  37(38)金毓黼:《东北通史》,长春: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0翻印,第13页。

  38(39)刘瑞霖编:《东三省交涉辑要》,台湾:文海出版社,第108页。

  39(40)[日]草柳大藏着:《满铁调查部内幕》,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页。

  40(41)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5卷),北京:三联书店,1981年,第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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