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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迹遗存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2014-11-10 21:12 抚顺七千年 佟达、张波 3580
高尔山城依据1983年的发掘,又恰好发现了2、4两区唐代遗迹和遗物,那么两处唐代遗迹的存在同史枓中两级治所曾治新城的记录恐怕就不能用巧合和偶然来解释了。因此,高尔山城中唐代遗迹和遗物的存在当是最终确定新城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的重点线索。

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佟达抚顺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张波抚顺市博物馆副館長)


(原载:《高句丽遗迹挖掘与遗物》[韩国学研文化社 2001])


  一、高尔山城考古工作概况


  抚顺高尔山城自1933年发现并被认定为高句丽民族政权的新城后,迄今没有歧议。在1940年和1944年,日本三上次男、池内宏等在高尔山城两度进行了发掘和实测。有关这两次发掘的资料在过了半个世纪后由田村晃一整理并执笔,于1993年出版了『北关山城』一书[1],

  其主要内容是山城东、西门址和A、E地点及辽代塔基的发掘资料,该书将高尔山城定名为“北关山城”(以下简称『北关』)

  建国后,抚顺市文物工作队于1956年、1963年进行调査并发表了该城的调査报告[2]。

  1983年,省、市联合考古队在该城开辟了6个发掘区,发掘面积3000平方米,其中除1、5区为辽代遗存外,其余各区被认定为高句丽遗迹[3]。在这次发掘的简报(以下筒称「发掘」)中,重点介绍了2、4两区的高句丽遗迹与文物,以及5区辽代遗物(图一)近年以来,随着高句丽考古研究工作的进展,新的成果和资料不断涌现,才使我们有条件在新成果和以往工作的基础上,对高尔山城2区的考古工作予以重新审视和探讨。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1



  二、我们对2区建筑遗迹的分析

  据「发掘」介绍,2区是1983年发掘的重点工作区。2区发掘面积1500平方米,所揭示的是长宽约为16米X14米的高台建筑基址,基址的边缘用石块垒砌并填充碎瓦,《发掘》判定为高台建筑的护坡墙。在高台建筑基址之南、之东分别有卵石小路和石块小路,以及排水沟等设施。「发掘」指出这是继吉林集安东台子遗址之后发现的又一处高句丽居住址,并以2区出土开元通宝作为这次发掘的高句丽遗迹的年代下限,结论为高句丽末期的历史遗存。我们拟从2区的高台建筑基址入手,重点考査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时代及性质。

  1、2区的遗迹

  2区遗迹十分复杂,可以大体区分为3个单元(图二),即高台建筑基址、饮厨遗迹、触角式石基址。

  A、髙台建筑基址

  高台建筑基址内土色灰褐,是经过夯打及生活使用过的地面。基址边缘由石块垒砌,间隙用碎瓦充填。但这个人工构筑物不是「发掘」判定的“护坡墙”,而正是高台建筑的基墙。如果它是“护坡墙”,那么高台建筑的基墙何在呢?这处高台建筑基址近于方形,平面方位不是正南北方向,而是北偏西。高台基址西、北两面缺失太多,难以判断。惟东基墙基本完整,存长15.5米,存高0.2?0.3米,其适中位置有一个柱础石即柱础1。南基墙没有明显的石砌基墙,我们只能沿着瓦砾散落分布的界线据以判断基墙所在,南基墙的适中位置有柱础2。

  南基墙长8米,然后在其西端北折,北折部分长5米,此段北折部分适中位置有柱础3。高台建筑基址的南基墙北折,呈内收的布局趋势。我们判断方形高台基址南部正中内收的遗迹应是门庭。因为向北折行内收的基墙以西1米有一条平行的卵石小路,卵石小路以西3.6米又平行着另一条石块小路,石块小路以西2米与东侧北折的基墙呼应的是西侧北折基墙,东西两翼的北折基墙之间铺设着平行的卵石路、石块路各一条,这个情况清晰的显示了方形高台建筑基址南面的正中位置是一个内收的门庭。卵石小路至高台基址的接界点已不明显,然而石块小路的北端却止于台基上3块绳坟条砖横立的门槛(寫眞參照)门槛西侧尚存柱础4,以及莲纹瓦当和莲纹铺地方砖各1个。门庭东西宽9米,南北纵深长5米。莲纹方形铺地砖已经显示了2区高台基址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场所。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2


  除了门庭内两条南北纵向的通门石路,在整个高台建筑基址南0.5米处,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卵石小路与高台基址平行,犹如在高台建筑基址之南通过的“东西大道'该条卵石路在门庭前通过并同门庭里的两条石路垂直相交。这条卵石小路较长,分段铺设,并不连接,各段之间有一定间距的界格。每段先用瓦片立砌围出小路边框,边框内布满卵石。引我们关注的是为什么同一门庭内会存在卵石与石块两种道路?极为重要的迹象是高台建筑基址南这条犹如“东西大道”的卵石路在同门庭内的卵石小路相交时,正好有界格断开,既不连接也不迭压(寫眞三)。而该条卵石路在同门庭内的石块小路相交时,卵石路面却迭压在石块路面之上(寫眞)。并且在石块路北端靠近门槛处,也有卵石零散的分布在石块路面上。

  在“东西大道”(卵石路)南4米处,还有一条东西走向的排水沟,皆以典型的高句丽红色绳纹大板瓦的瓦里朝上沟通作成。

  B、炊厨遗迹

  位于高台建筑基址之东。饮厨遗迹区有1条南北纵向、断续相连的石块路,同门庭内的石块路作法相同。由于这条石块路是正南北向,而高台建筑基址非正南北向,所以它们之间在平面布局上不对称、不平行而显得十分别扭,很不协调。石块路北端缺失,指向何处不明。并且这条路面有两个断缺,不知是后世破坏还是当时有意所为。石块小路北端同高台基址之间,就是「发掘」介绍的长近20米的排水沟。排水沟南端用灰色绳纹条砖砌成的水槽,东距砾石路1米。必须指出的是,这条排水沟在平面布局上却同其西邻的高台建筑基址是平行和对称的。

  石块小路北端之西为上述排水沟,东侧是石块围成的半环形灶址(另外的半环棚石可能缺失)灶址里是黑色烬土。灶址之南出土了1件石杵。石杵方柄,圆柱形杵身,杵头为钝尖。杵高46厘米〈图三〉。石杵是脱谷工具,它同灶址、排水沟等遗迹集中在一个区域,就足以说明这处遗迹属于饮厨场所。只是由于缺失,不能详尽炊厨场所的建筑布局。

  C、触角式基址

  所谓触角式基址,是因为我们对该处遗迹的布局和性质在难以判明的情况下使用的一个代名词。该处基址位于饮厨遗迹正南,位于高台建筑基址东南。这处基址东部残缺,无法判明其为正方形还是长方形。基址的西南角有3条石块垒砌的触角式基础呈放射状伸出,各触角之间,基本不见瓦砾堆积。这3条触角同基址的关系难以判明,但应该注意的是该基址同石块路却同是正南北方向的,并且基址之北5米有3个石块砌成南北纵向的排列,西同砾石路平行,南同含有触角式基础的基址西墙处在南北垂直呼应的一条纵线上。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3


  2、我们对2区遗迹的分辨

  2区的高台建筑基址及其内收的门庭、卵石小路、排水沟特别是灰色绳纹条砖砌筑的水槽,以及高台建筑基址的砖砌门槛,包括《发掘》公布的大型陶器群,都是前所罕见的发现,对于高句丽考古而言,确是极其新鲜的资料。然而,面对这一大批新鲜的资料出现得如此迅猛突然,就使我们对2区的高句丽遗迹及其年代判断产生了新的认识。「发掘」将2区的遗迹判定为高句丽末期,而我们认为,2区遗迹特别是高台建筑基址极有可能属于唐代。新城于667年被唐军攻克,此前属于高句丽末期,此后属于唐朝。以667年为界限,高尔山城的高句丽文化以惯性的渐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彼时唐朝的文化新因素已经大量出现,并且必然与高句丽末期的一些物质文化出现“并轨”现象,就此引出我们下列的分析判断。

  A、2区遗迹存補后两期遗存

  2区存在高句丽与唐代两期遗存,作出这个判断的关键是在高台建筑基址门庭内的卵石小路迭压在石块小路上,退一步讲,一个门庭内同时采用两种结构的路面是使人费解的。所幸者2区尽管多年耕作历轻破损,仍然保存了两种道路的迭压迹象,还在该条石块路的北端近于门槛处,散落着一些卵石在石块路面上。这样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即门庭内的石块路曾被卵石路全部覆盖,不存在对石块路的后期利用问题。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门庭在使用卵石路面时,不存在石块路面。换句话说,后来的建筑者们在门庭内的石块路上铺设了新的卵石路面。从而门庭的本来面目是对称的两条卵石小路,连通两个门址。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4


  『北关』A地点的房址东墙外也有一条相同的石块构造〈图五〉,同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所谓石块小路完全相同。A地点房址内有曲尺形炕,房址中心有两块柱础石,是典型的高句丽房址。据此,2区门庭内的石块路与饮厨区的石块路应确定为高句丽时期的遗迹,而整个高台建筑基址应晚于石块小路。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5


  B、高合建筑基址的格局

  2区出土的高台建筑基址就我们巳经掌握的迹象观察,这是一个建筑群体,2区的发掘只是这个建筑群体的一角。从现有的迹象分析高台建筑基址的格局,发现该建筑总体上讲求方正和中轴对称。基址开设南门,并形成门庭,门庭内设两门,并有对称的卵石小路。门庭内收,建筑的两翼在门庭左右前出,门庭前还有类似“东西大道”的较长卵石路通过,几与晚近的北京故宫的午门布局类似,与之相比只不过规模较小罢了。

  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北部及西壁虽然缺失太多,但从其北壁堆积的瓦砾和瓦砾之北还有夯土和瓦砾的迹象,这里存在一座以中轴线为基准而向北延伸的建筑群。因为高台建筑基址北隔一条瓦砾带为一条东西向的条状空白地带,宽仅2米,似为游廊。游廊之北似为另一座建筑。两组建筑以游廊横向间隔,而游廊本身就是这座中轴纵深的建筑群体的收束部分。如果推断不误,游廊收束的部分正是两组建筑的纵向通道(廊道)这条纵向通道是同门庭处在同一中轴线上而向北延伸的部分〈图四〉。

  2区出土的高台建筑基址不过是这组建筑的东南一角,我们由这一角而推论的该建筑的整体格局如果不是大谬,那么,这样的建筑在高句丽山城中是前所未见的。换言之,2区的建筑基址很可能非属高句丽时代。何况卵石小路显示着奢华气息和儒雅之风,当是在相对稳定的社会状况下心境平和的建筑产品。诚然,2区出土了许多甲片、箭镞等军事文物,大多是高句丽常见的兵器,它们恰是同迭压在卵石小路之下的石块路同时的高句丽文物,据「发掘」介绍:“从塌落的屋顶板瓦尺寸与颜色混杂不一可以说明,许多建筑材枓是从他处挪用于此地的”。

  这个感觉的准确之处有两点:

  其一、其码说明了高台建筑基址是从他处集中材枓之后建筑的,为我们探寻2区是否存在两期遗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其二2区瓦件规格与颜色不一,其码说明存在两类瓦件。无论从瓦件的规格不一到颜色不一,两类瓦件都不会使用于同一建筑上。因为如果这样做,不但在施工上难度大,而两种瓦色混杂于同一屋頂,也是不伦不类的。2区两类瓦件的存在,正好说明了2区内涵包括前后两期遗存。也就是说,在2区高台建筑基址出现之前,2区已有高句丽时期的一处居址或兵营。2区的高台建筑是在利用高句丽时期的居址或兵营的基础上建立的。



  三、2区出土文物再审视

  A、唐代的遗迹和遗物

  「发掘」的图二公布了2区出土的高句丽的主要陶器。其中的一件陶壶却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圖六-1〉,该壶出在高台建筑基址上,泥质黑灰陶,形制为小口,斜方唇,矮领,最大直径在肩部,中腹有弦纹4道。口径9.4、底径12、高25.5厘米,壶内存有7枚开元通宝。这种陶壶在我省朝阳于家窝铺唐M3(618—756年)[4]、河南安阳唐杨墓(654—675年)[5]、山西长治唐崔拏墓(667-689年)[6]、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初唐)[7]、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8]等唐朝初、中期墓中都有出土。反之,在高句丽文物中很难见到。何况高尔山城2区所出该壶内装开元通宝,此壶就应视作唐器。如果不错,这件陶壶和内装开元通宝就该作为判定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上限,而不是下限。

  2区和4区1983年所出还有两件陶器值得关注,这是在「发掘」发表后修复的4区深腹罐和2区双耳罐。深腹罐陶质黄褐色,侈口无唇,颈稍束,深腹,平底,口径14.4、底径9.6、高20厘米(圖6-2)这种深腹罐曾见于朝阳师范学校[9]M2的1式罐(圖6-8)。双耳罐亦见于朝阳饲养厂[10]M1的V式罐和山西长治唐崔拏(圖6-9、13)。高尔山城的双耳罐泥质灰陶,敛口,厚圆唇,上腹近唇处置竖环耳,鼓腹,平底,口径16.8、底径13.6、高26.4厘米(圖6-3)。另外,「发掘」的图三、14介绍了4区出土的1件广肩鼓腹罐,也在朝阳纺织厂M21[11]和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见到同式器形〈圖6-11〉。高尔山城鼓腹罐敛口,广肩鼓腹、平底,口径9、底径10、高11.7厘米,泥质灰陶(圖6-4)。我们在本文中着重指出的小口壶、深腹罐、双耳罐、广肩鼓腹罐均有同式器形见于外域唐墓,特别是共见于距本区最近的朝阳初唐墓中,使我们有理由推定它们属于初唐陶器。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6

  2区高台建筑基址上的建筑材料也显示了强劲的唐风。大量砖材在高句丽山城中出现本来就是一个奇特的现象。2区排水沟的水槽、门庭里的门槛皆用灰色绳纹条砖构筑,基址上下也散布着绳纹条砖。灰色绳纹条砖的规格长32—33、宽16、厚5厘米。这种绳纹条砖屡见于朝阳、郑州、石家庄、太原各地唐墓中,也见于唐大明宫、东都城、长安西明寺、华清宫汤池,其规格大都同高尔山城所出相近,即长度不短于30、不超出38厘米;宽度不小于13、不超出18厘米;厚度不小于5、不超出8厘米。



  也许,在唐朝存在绳纹条砖大体接近的规格制式。在高句丽的建筑材料中,瓦丰砖稀是极为普遍的现象。因此,灰色绳纹条砖以较多的数量在高尔山城出现,在目前所知的高句丽山城或遗址中,是仅见的例子。集安所出砖材不但数量有限,其重要的区别特征是没有绳纹砖。集安所出为铭文砖或花纹砖,而且规格均小于绳纹条砖。当然,汉魏常出绳纹砖,然其造型除长方形砖外,尚有楔形和含子母口的企口砖。就规格来说,其长方形绳纹砖的规格都大于高尔山城所出绳纹砖。

  就此我们确认2区所出绳纹条砖均属唐砖。就汉、唐、高句丽三代砖的规格区分来说,存在着汉砖〉唐砖〉高句丽砖的区别特征〈表一〉。高句丽砖以其稀少而贵重,故只见于王陵,从而使一种建筑材料成了地位身份的象征物。近年集安禹山M3319发现了用大量灰砖构建的墓室[12],有关这一突发现象有待发掘阐明,尤其需要了解其灰砖是否具有绳纹。而在高尔山城2区,绳纹砖被用于并非高贵的排水沟、门槛和地面上,这同高句丽的文化内容判然有别,显然属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原因。

  2区饮厨遗迹排水沟的水槽用砖同高台基址上的门槛用砖皆为绳纹唐砖,因此,水沟及饮厨遗迹同高台建筑基址属于同期遗迹。

  2区发现了灰色联珠纹瓦当数块,即「发掘」所述“乳丁纹”瓦当,不过多为残缺件,惟4区出土了完整的1件。这种瓦当中心为7--9珠攒尖,围以同心圆,同心圆外有椭圆乳丁环绕,乳丁圈外是一周密集的联珠纹,瓦当周缘宽平并略低于瓦当浮雕图案(圖6-5)。显然,联珠纹瓦当同高句丽传统的红色或灰色高缘高浮雕的莲纹瓦当有着很大的区别,区别在于主题纹饰已不是莲花,或者莲花的变形或抽象化,即莲瓣向椭圆乳丁发展,而作为陪衬纹饰的联珠纹十分发达且突出。唐华清宫汤池[13]、洛阳唐代砖瓦容[14]、大明宫含耀门[15]就有这类瓦当。据此,高尔山所出联珠纹瓦当为唐代瓦当。

  据「发掘」,4区出土了较多的绳纹和莲花纹铺地方砖,莲花方砖图案为中心和四角配置的5朵莲花,这种方砖2区也出土了1块。铺地方砖在高句丽考古中也是稀见的。此时这类方砖在唐大明宫、华清宫等皇家建筑中大量使用,其纹饰主题为单朵大莲花,四角填充忍冬纹。

  铺地莲纹方砖是独具唐朝特色的砖材,无论莲纹亦或绳纹铺地方砖,在已经发现的高句丽遗物中都还未见出土记录。因此2区和4区的铺地方砖也应判断为唐代遗物。

  B、高旬丽的遗物及遗迹

  2区的高台建筑基址时代为唐,此前已有高句丽遗迹存在,2区出现丰富的高句丽遗物也是很自然的。

  「发掘」重点介绍了2区和4区的高句丽遗物,这批遗物皆为轮制泥质灰陶或灰黑陶。陶器的最大特征就是器物大型化,桥状横耳极为发达。陶器的基本组合是瓮、罐、盆、甑、盘、钵、僧帽式器盖等(圖7),其中前4种器形皆在大型陶器之列。特别是灰陶大瓮,有的器高已达78厘米,数量有8个之多。近年,这种以大瓮为代表的陶器群体已见于吉林龙首山城[16],沈阳石台子山城惊人的出土了27件[17],大瓮为代表的大型陶器群体成了这一时期的代表作,表明这一时期高句丽的陶器已经发生了阶段性的变化。

  据集安方面对高句丽陶器的分期研究,上述3城的大型陶器群在高句丽早、中、B免各期的陶器中均不显见[18]。「发掘」判定此次高尔山所出属高句丽末期,巳被石台子山城和龙首山山城所出同类陶器所验证。关于大瓮,集安禹山M2325出土了2件,器高73厘米,并且有名的东台子遗址也出土许多,其时代为高句丽中期[19]。这种情况表明大瓮在高句丽末期如此发达,原有传统可寻。并且桥状横耳本来就是高句丽文物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个特点在高句丽末期发展到极盛。高尔山4区的陶飯形制较大,口径42厘米〈圖7-10〉,同样的甑(口径35厘米)近年出于集安冷饮厂[20],年代隋末唐初。然而,我们仍能从禹山M3105和禹山M3501所出两件陶甑上看到高尔山陶甑的前身或祖型[21],其形制与高尔山所出相同,惟器形较小罢了。高尔山城陶器组合中的盘、钵、僧帽式器盖等小型器物按集安方面的陶器分期,皆为高句丽中晚期即已出现的器形。可见陶器的大型化是高句丽末期陶器的显势。



  总之,「发掘」中的高句丽陶器群是高句丽末期陶器的典型代表,具有重要的断代意义,为高句丽陶器的分期研究补上了末期阶段的材料。


佟达、张波:抚顺高尔山城2区遗迹的再认识 图7


  『北关』A地点的房址有高句丽曲尺形火坑的遗迹,无砖材出现,是单纯的高句丽房址,其东墙外的石块路止于烟囱处,于理不通,因为丝毫没有必要为了烟囱而专门铺一条路(图五)所以,这种石块路的性质应为建筑物廊檐下的散水。至此,2区的两条石块路在这里改称散水吧。2区正南北向的石块小路(散水)之东有石块垒砌的平行基础,已经说明了“石块路’’具有散水的性质。2区高台建筑基址的门庭内西侧的“石块路”迭压在卵石小路下,并且其西平行着门庭的西壁,西壁一侧出土一个典型的灰色高句丽莲纹瓦当,这种迹像说明了高台建筑基址的门庭西壁原是高句丽时代的建筑遗址,所以同门庭西壁平行的卵石路迭压下的“石块路”是前期高句丽建筑遗迹的敗水。该散水在后来建筑高台基址时被铺上了卵石,改造成了高台建筑基址门庭内的卵石路。那么卵石路是否具有散水性质呢?看来不像。虽然高台基址南的东西向卵石路距基址0.5米,很像散水,但该卵石路道过门庭时,距门槛已是5米的距离,并且门庭内的卵石路已经衔接在门槛上。所以卵石路还应考虑为道路。

  2区饮厨遗迹中的排水沟也曾是高句丽时期的遗迹,这从水沟用典型的高句丽红色绳纹大板瓦和后来的灰瓦共同构筑的迹象便可确定。随着高台建筑基址上新型建筑材枓绳纹条砖的采用,这条水沟上增加了绳纹砖砌筑的水槽。所以高台建筑基址之东的饮厨遗迹中的散水(石块路)水沟、灶址和脱谷工具石杵也同高台建筑基址一样都曾为高句丽时期的建筑遗迹而在唐代加以改造利用。

  我们在前面介绍高台建筑基址时,曾经述及在高台建筑基址南4.5米处,也有一条东西向的水沟。这条水沟用清一色的高句丽红色绳纹大板瓦铺设,补充证明了2区遗迹存在高句丽与唐两个时期的遗存。



  两期遗存并存的迹像也见于「发掘」介绍的4区,4区出土了唐代深腹罐和广肩鼓腹罐及绳纹铺地方砖和联珠纹瓦当,同时也出土了与2区类似的高句丽大型陶器群,特别是4区T208探方内的灰坑H1,出土了大瓮、灰陶盆、陶瓶、铁器、红色绳纹瓦,也出土了联珠纹瓦当及绳纹砖,高句丽与唐代遗物共存于一穴,说明了H1从高句丽的末期至唐的延续使用关系,说明了高旬丽末期遗物与唐代遗物的共存关系。

  四、关于2区髙台建筑基址的年代及性质

  综合上述分析比较,2区高台建筑基址及其附属的饮厨遗迹极有可能属于唐代建筑遗迹。新城667年被唐军攻破。次年,高旬丽民族政权被唐军平灭。668年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治理东北及朝鲜半岛北部凡9个都督府,42个州,100个县。9个都督府之一的新城州都督府治地在高尔山城。670年安东都护府移治辽东,676年移治辽阳的辽东城,677年移治新城,即抚顺高尔山城。

  2区高台基址规格较高,其中对称的双门布局、内收的门庭、卵石小路、绳纹砖排水沟槽、唐代的陶壶和双耳罐、开元通宝、绳纹条砖门槛和联珠纹瓦当等,在辽宁、吉林两省现有的高句丽山城的资料中是罕见的。周边地区与新城距离较近的沈阳石台子山城、铁岭催阵堡山城即金山城[22]、西丰城子山山城即夫余城[23],都在667年被唐军逐一攻拔,这些山城的年代下限同高尔山城(新城)处在同一年,然而这些山城迄今未见类似高尔山城2区的建筑遗迹及2、4两区的唐代遗物。

  据史料所记,自668年唐朝在平壤设立安东都护府,作为安东都护府下辖的9个都督府之一的新城州都督府始终治在新城。而安东都护府于677年迁来新城,即是同新城州都督府合治于一地,而成为安东都护府的第4个治所。我们在这里需要着重指出,安东都护府的前几个治所均在平壤、辽阳等平地城址上,惟有其第4治所在新城这座山城上。史料把两级治所定位在新城,而新城这一名称狭义当指高尔山城,广义泛指新城州都督府的治理范围。那么,两级治所是否在高尔山城以外的某个地方?我们当然还不能轻易否定这一可能性。但截止目前,在抚顺除了高尔山城存在2、4两区唐代遗迹和遗物,还没有其他唐代遗存的发现。而周边地区的高句丽山城没有唐代遗迹和遗物的发现,则首先合乎规律的说明了周边山城同唐代的两级治所没有历史因果关系的事实。

  其次,由于唐代两级治所曾在新城的史料和高尔山城明确发现唐代遗迹和遗物而确凿的证明了高尔山城就是新城。第三,安东都护府不断内迁,说明唐朝对东北控制能力的削弱,而其被削弱的主要原因必然同少数民族军事上的进逼有关,显示了地远难守的现实。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3迁到可以长期据守的新城不失为一个周全的考虑,何况新城是难以攻取的山城,唐军曾有过多次攻打不能奏效的切身经历和体验。667年李勣在围攻新城时对新城曾有过如下评估:“新城,高丽西境镇域,最为要害,若不先图,余城未易可下”[24]。新城集战守攻防多种军事优势,当然成了安东都护府迁治此城的重要选择条件,依此推断,新城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应该治于高尔山城内,而不是城外。

  高尔山城依据1983年的发掘,又恰好发现了2、4两区唐代遗迹和遗物,那么两处唐代遗迹的存在同史枓中两级治所曾治新城的记录恐怕就不能用巧合和偶然来解释了。因此,高尔山城中唐代遗迹和遗物的存在当是最终确定新城州都督府和安东都护府的重点线索。最后我们还要指出,1983年发掘的收获就是在遗迹遗物丰厚的2、4两区,共同体现了高句丽末期文化与唐代文化前后衔接和共存的现象。在唐文化因素出现之际,2区高台建设基址迭压在高句丽遗址上,表明了前后相继的历史变化,但这并不表明高句丽文化因素在唐文化因素一经出现之时便告绝迹,彼时新城州的高句丽遗民仍在生活存续。所以4区灰坑中有高句丽及唐代文物共存,4区的绳纹砖同高句丽房址并存,而没有出现2区两期文化的迭压现象。在唐代的两级治所存在的几十年间,高句丽末期的文化仍然在唐朝时期延续。

  高尔山城的上限,据《三国史记》西川王条:“七年夏四月,王如新城”,时在276年。这是文献中有关新城的最早记录,上限最迟当在这一年。其下限为唐军攻克新城的667年。其后,唐新城州都督府和后来迁治于此城的安东都护府的存在,已经属于新的历史阶段。


  [1]三上次男、田村晃一,『北关山城』,中央公论出版社;金花顺,「抚顺高尔山城四十年代的考古工作」,『博物馆研究』1997年3期。
  [2]抚顺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古城址调査简报」,『考古』1964年12期。
  [3]徐家国、孙力’『辽宁抚顺高尔山城发掘简报』『辽海文物学刊』1987年2期。
  [4]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图一五、14;图一、1,图一五、2;图一三、5,『文物资料丛刊』6。
  [5]安阳市博物馆,「唐杨墓清理简报」图一十,『文物资料丛刊』6
  [6]长治市博物馆,「山西长治市北郊唐崔拏墓」图一六、2,『文物』1987年8期。
  [7]宁夏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报」图一四、1,『文物』,1985年11期。
  [8]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河北易县北韩村唐墓」图一、3,『文物』1988年4期。
  [9]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图一五、14;图一、1,图一五、2;图一三、5,『文物资料丛刊』6。
  10)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图一五、14;图一、1,图一五、2;图一三、5,『文物资料丛刊』6。
  [11]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隋唐墓发掘简报」,图一五、14;图一、1,图一五、2;图一三、5,『文物资料丛刊』6。
  [12]耿铁华,「高旬丽墓上建筑及其性质」、『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
  [13]唐华清宫考古队,「唐华清宫汤池第二期发掘简报」,『文物』,1991年9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唐城工作队,「隋唐洛阳城东城内唐代砖瓦蜜址发掘简报」,『考古』,1992年12期。

  [1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P人「陕西大明宫含耀门遗址发掘记」,『考古』,1988年11期。

  [16]辽源市文物管理所,「吉林辽源市龙首山城内考古调査简报」,『考古』,1994年3期。
  [17]李晓钟、刘长江、俊岩,《沈阳市石台子山城试掘报告》,《辽海文物学利》1993年1期。
  [18]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句丽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1期。
  [19]耿铁华、林至德,「集安高旬丽陶器的初步研究」,『文物』1984年1期。
  [20]董峰,「国内城新发现的遗迹和遗物」,『高句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
  [21]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集安县文物保管所,「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J 『高旬丽研究文集』,延边大学出版社。
  [22]周向永、王兆华,「辽宁铁岭市催阵堡山城调査」,『考古』1996年7期。
  [23]周向永、赵守利、邢杰,「西丰城子山城」,『辽海文物学刊』1993年2期。

  [24]『旧唐书』高丽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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