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统御汉官的策略(6)
2014-11-15 11:09 《史耘》，第1期 叶高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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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深知历史上金、元两代“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注160）从其入关前的崛起、壮大，以至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正足以说明此一趋势。
继之，又承认汉官在清政权中的地位。自天聪五年（一六三一年）起，汉官被准许与满洲贵族、蒙古官员一齐参加每年元旦的朝贺仪式，其排列与进行程序略为：
“上御殿，两大贝勒列坐于侧，，诸贝勒大臣左右侍立。首率属员行礼。次八旗诸贝勒，各率本旗，依齿序行礼。次额驸恩格德尔，率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次总兵官额驸侈养性，率汉官、生员。次总兵官吴讷格，率八旗蒙古官。次阿禄部落众蒙古，各分班朝贺毕。”（注103）
汉官的班次排在八旗满洲贝勒之后，蒙古官员之前，由佟养性率领单独行朝贺礼，足以说明汉官在庙堂之上，已形成一股不容忽视的政治势力。（注104）惟据礼部参政李伯龙疏言，“我国朝贺行礼时，不辨
官职大小，常有随意排列，逾越班次者”，是年年底乃议定“元旦朝贺堂陛之仪”，“先令八旗诸贝勒行礼，察哈尔、喀尔喀诸贝勒次之，满洲、蒙古、汉官率各旗官员次之。官员行礼时，先总兵官、固山额真，次副将，次参将、游击、护军蠢额真、侍卫，又次妇御，各分班序行礼”，（注105）遂为定制。
至于“满汉一体”政策的具体表现，则在于皇太极对汉官的“恩养”与“善抚”。以天聪五年攻取大凌河城为例，是役招降明总兵祖大寿等大小官员一百余名，皇太极向他们保证，“我国虽财用未充，必尽力恩养尔等”；又命诸贝勒“更番具馔，每五日一大宴”，“以示隆礼”。（注106）伹是，天聪四年（一六三〇年）五月间，二贝轨阿敏在永平、滦州大肆屠戮汉人，以致“人怀疑惧，纵极力抚谕，人亦不信”；（注107）加以祖大寿又趁隙逃回锦州，（注108）更引起祖氏子侄部众的疑惧。皇太极在此人心浮动之际，接纳贝勒岳托“若能善抚此众，嗣后归顺者必多”的建言，遂予以家室，赐给田庄、耕牛、仆役、衣服等物；（注109）当他见到其中有“形容憔悴者”，更责怪诸贝勒“不加恩养，以致如此”。（注110）又如天聪七年（一六三三年）孔有德、耿仲明率众航海来归，皇太极独排众议，亲自出迎，并决意“行抱见礼，以示优隆之意”；（注111）次年元旦于群臣觐见朝贺时，又命孔、耿“与八和硕贝勒同列，行止与俱”，“于第一班行礼”。（注112）对于种种厚待汉官的措施，皇太极亦不讳言其目的，曰：“朕于旧归新附之人，皆不惜衣服、财帛、马匹、牲畜以养之，又每日三次赐宴，岂不惮烦？直欲使人心悦服，以图大事耳”。（注113）亦即希望能藉著赏赐各种利益，来换取汉官的效命，进而达成取代明朝的政治意图。
努尔哈赤时代的“满汉一体”政策，其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到了皇太极时代，则大有不同。天聪五年，参将宁完我在论官制改革时指称，“满洲国人，语言既同，贵贱自别、若夫汉官，只因未谙满语，尝被讪笑，或致凌辱至伤心堕泪者有之。皇上遇汉官，每温慰垦至，而国人反陵栎作贱，将何以示一体而招徕远人耶？”（注114）至崇德八年（一六四三年），由于汉官长期备受礼遇，颇令满洲大臣不服，认为“昔太祖诛戮汉人，抚养满洲。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至于宗室，今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注115）从前后十余年间，满、汉官员对处境的感受，可知汉官地位的转变。
伍、汉官在政军中的职位与作用
自努尔哈赤时代至晚清，汉官在清政权之中，始终居于附从的地位，惟随著外在形势的演变，其重要性与时俱增。努尔哈赤以统治东北为满足，认为“昔日辽、金、元不居其国入处汉地，易世以后皆成汉俗，因欲听汉人居山海关以西，我仍居辽河以东，满、汉各自为国”；（注116）皇太极除了征服朝鲜、蒙古之外，更有入主中原取代明朝的雄心。（注117）努尔哈赤统治下的东北，洋溢著尚武精神，世职爵位全凭军功取得；皇太极即位后，开始意识到文治的重要，（注118）认为“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遂欲“振兴文治”。（注119）因此，两个时代所呈现的国家体制，有极大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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