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统御汉官的策略(7)
2014-11-15 11:09 《史耘》，第1期 叶高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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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深知历史上金、元两代“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注160）从其入关前的崛起、壮大，以至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正足以说明此一趋势。
努尔哈赤排斥汉人参政，满洲贵族掌握了所有的统治权，国家大政由八旗诸贝勒共同议定，结果却因君权与贵族的冲突，形成“贝勒不容于皇上，皇上亦不容于贝勒，事事掣肘，虽有一汗之虚名，实无异整黄旗一贝勒也”的局面。（注120）然清政权在统治范围日渐扩张，汉官人数日益增多的情况下，面临了土地管理与人事安排诸问题，皇太极为切合统治需要，乃朝著中央集权的方向发展，进行政治、军事制度的变革。于是，以《大明会典》为基础，（注121）在“参汉酌金”，“务使去因循之习，渐就中国之制”的原则下，（注122）于天聪五年“爰定官制，设立六部”；（注123）天聪十年（一六三六年）改文馆为内三院，即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注124）崇德元年（一六三六年）成立都察院；（注125）崇德三年（一六。三八年）由原蒙古衙门更设理藩院，（注126）国家统治机构遂渐趋完备。
政治组织的变更与扩大，需要补充新进人员，汉官的政治参与和升迁管道，乃由“官仍原职”走向多元化，皇太极以“大凌河各官为各部院承政”，（注127）即是著例。六部二院之中，除专管外藩蒙古事务的理藩院之外，汉官皆与其中，惟权力或职位都受到限制，须禀承满洲要员的意旨行事。以六部的人事结构为例，创建之初，每部设管部贝勒一人，下辖满、蒙、汉承政、参政若干员，（注128）由满洲承政主其事；（注129）崇德三年更定六部，各衙门在管部贝勒之下，改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共为五等，（注130）而蒙、汉官员最高只能充任左、右参政。六部二院的体制，展现出满、汉固有官制融合的趋势，随著时间的演化，其性质也由原本的贵族政治与军事统治，转变为国家的官僚机构。（注131）
在军事组织方面，努尔哈赤以女真的社会组织为基础，创建军政合一、寓兵于民的八旗制度，但考虑到汉民与满洲的文化传统迥异，未将他们编入八旗。到了皇太极时代，为笼络汉官，以及对火器的迫切需求，乃将汉籍兵众逐步编组成“乌真超哈”（满语，ujencooha，即“汉军”）。（注132）天聪年间，有关汉人军民的一切事务，原系交由额驸佟养性总理，然因汉军人数快速增加，必须解决管理技术等问题，遂开始进行组织的分化。先是，崇德二年皇太极接纳鲍承先“将官下人丁照满洲规矩”，“分为两营”的建议，（注133）分汉军为两旗，由马光远、石廷柱分别领之。（注134）崇德四年，又“分二旗官属兵丁为四旗”，并将新增二旗交由王世选与李永芳之子巴颜统领。（注135）至崇德七年（一六四二年），再析四旗为八旗，以祖泽润、刘之源、吴守进、金砺、佟图赖、石廷柱、巴颜、李国翰等八人为固山额真，（注136）完成八旗汉军的编整。汉军旗委任汉人自行管理，由中央统一调度，既可使汉籍官民身有所属，又能减少因民族杂处所产生的纠纷，且为汉官开辟一条新的升迁管道，使其享有类似满洲贵族的待遇。（注137）从清政权的角度来看，由于汉军组织的扩大，旗制内各层级的职位亦随之增加，对皇太极落实其“恩养j与“善抚”的政策，有莫大的助益。
关于汉官在清政权中的作用，除了上述中央官制的变革与汉军八旗的建立，都是在汉官的建议与规画下进行之外，汉官亦提供了几项特殊的战争技术。例如：清军长于野战而拙于攻城，尝言“辽东兵马尚劲，且城上利害，不敢近城”，然在汉官的协助下，攻城必要的“红夷战车钩梯等项”配备，（注138）无不俱全。在武器使用方面，清人深知“红夷炮攻城甚妙”，（注139）“南朝仗之以固守”若“我国火器既备，是我夺其长技”，因此积极筹铸大炮；当时铸炮的工匠与操作火器的士兵，全是降清或被俘虏的汉人，清人将之“照例编兵，派定火器”，（注140）组成一支火器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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