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入关前统御汉官的策略(8)
2014-11-15 11:09 《史耘》，第1期 叶高树（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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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权深知历史上金、元两代“皆能用汉人以成事业者也，小用之则小效，大用之则大效”，（注160）从其入关前的崛起、壮大，以至于统治中国二百六十余年的演变与发展过程，正足以说明此一趋势。
红夷等炮虽备，惟“从陆路挽运，万分艰难，恐不能达敌境”，（注141）而天聪八年（一六三四年）明广鹿岛副将尚可喜率“骑船来投”，汉官佟整认为，“倘此船一得，将水手舵工厚加恩养，借此来人火炮之力，要截宁锦运粮咽喉之路，不惟山海如破竹之势，而继取北京，亦如反掌之易也”。（注142）以往明朝赖以抵御清人的“长技”，经由仕清汉官的传授，使其在武器上的优势逐渐丧失，明军坚城固守的战术，也因而遭到严重的挑战。至于造船之法与操船之术的取得，（注143）在明清关外时期的战争中，水师虽非决胜的关键，却能达到“借此声势，以惊南朝边腹人民”的目的。（注144）
其次，明朝任职辽东的官员，彼此间的亲戚故旧关系错综复杂，常形成庞大的家族势力，（注145）汉官既多属辽籍，其人际网络往往被运用在招降工作土。以崇德七年劝降吴三桂事为例，皇太极除亲自致书外，又命张存仁、祖可法、裴国珍、吴三凤、胡弘先、邓长春、陈邦选、姜新等新旧汉官，各自修书劝诱。与吴三桂各函的内容，率皆先叙亲情、友情；继之告以“与祖氏三大将俱系母舅，十余副参又系昆弟，亲族若此，罪案若彼，台台欲逃罪而责无可诿，欲明心而踪有可疑”；再以“大厦将倾，一木难支，纵使苟延日月，不过拥兵自卫，跋扈要君，智竭力穷，蹈令舅（祖大寿）之辙”的道理来劝说他。（注146）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加上威胁利诱等方式，当时吴三桂虽未予理会，然即便其抗清意志如何坚定，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又清入关前众汉官之中，以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三人最受重用，清人称之为“三顺王”或“汉三王”。当孔、耿叛明降清动向未明之际，宁完我曾主张“若孔耿诸人率众肯来，汗当收入我汉兵营中，其伊之大小头目，照依我汉营一样分署部伍，置立将帅”。（注147）皇太极却将孔、耿统属的军队编为“天祐兵”；稍晚来降的尚可喜及其旧部，则另编为“天助兵”，且二者皆独立于汉军之外。（注148）孔、耿、尚之所以能享有独立的管辖权，除了是皇太极表现其善待的诚意之外，更重要的是：一方面利用他们的战力，与旧汉官形成竞争；一方面则藉之防止和硕贝勒权力扩大，以利中央集权体制的实现。（注149）
此外，明清间的战事日益频繁，亦与汉官的鼓吹与献策有关。例如：祖可法主张应尽快进兵北京与山海关，曰：“远者北京，乃是天下之首，得了此地，谁敢不服。近者山海，得了屯驻兵马，全辽不攻自然归顺”；（注150）陈锦强调必须及时“放手大做，趁机勇为”，只要“注一分全力于北京，势必可得。北京一破，山海自开，河北传檄而定矣”；（注151）张文衡则建议乘明朝面临宣府、大同“受兵饥疲，不能即振，山陕川湖又为流贼扰乱”，东南“又困于新饷”等困境之际，“此正东西不相顾之时，又是一进兵好机会”。（注152）
就整个战争策略而言，天聪七年以前，“举兵深入其境，焚其庐舍，取其财物，因粮于敌”，（注153）是对明作战的重要方针，然在汉官的建议下，清军逐渐由掠夺转为占领，对明清势力的消长更造成莫大的影响。例如：祝世昌力主须“预挑随征备用守城官员”，以确保战果，因为“彼当人心归顺之初，须得老成练达，操守谨慎，不爱财物，不图小利者，方能调和人心、安抚地方”；（注154）祖可法则拟定收揽民心、“以汉攻汉”的办法，曰：“若有城池不用攻克，投顺者，一人不杀，一妇不拆，一物不抢。男子剃头，女人衣妆听便，照旧耕种生理，各城官军商民闻知，自然归顺。如有不顺者，城池不拘大小，攻开一处，诛为首抗命者，而宥其余，将他妻子，家产不动，查他壮丁若干，与他器械，叫他攻不顺的城，要攻开一城，他的妻子家产照旧与他，死者凭命。使汉攻汉，何不妙哉。”（注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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