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女真与朝鲜的贸易(4)

　　然于贡物，岁有常数。此则专用贸得于野人也。常贡不可阙，而野人乘时以邀善价。此兵铁与牝畜所以流出塞外也。欲止其流，先塞其源。伏望殿下轸念五镇不产之毛物，特命蠲除，以严禁令。[4](卷48，成宗五年十月庚戌)这个贡纳的常数，据咸镜道节度使闵齐仁说：“考其貂鼠上纳之数，则甲山貂皮一百五十张，内进上二十张，国用一百三十张。鼠皮二百七十张；三水貂皮一百十张，内进上二十张，国用九十张。鼠皮二百四十九张也。以如此数少人民，许多毛物，每年分定，势固难支”。[5](卷94，中宗三十五年十月庚寅)甲山、三水上纳貂皮有如此之定额，那么，其它地区也不会低于此数。朝民为完成交纳的贡额，不得不将自家的牛马、农器卖给女真换取貂皮。所谓“国家责贡貂皮于五镇，守令托以进上，诛求于民，而貂皮产于野人之地，故或以农器或以农牛换之”。[4](卷52，成宗六年二月辛巳)到燕山君(1495-1505)时，李朝索求貂皮有增无减。燕山君十一年(弘治十八年，1505)，李朝尚衣院派人到咸镜道、平安道一次就向朝民征购貂皮2万张。因“野人贵牛，两道之牛，尽于贸貂，民至有驾马而耕者”。[10](卷60，燕山君十一年十月甲寅)由于朝鲜社会貂皮需求量日益增大，使得貂皮的价格猛增，“谋利者云集北道，市索无已”。[4](卷57，成宗六年七月辛酉)女真人深知朝鲜喜爱貂皮，不仅自己狩猎貂鼠，而且还充当商人“将牛马、铁物市于深处兀狄哈”[5](卷21，中宗九年十月壬寅)换去貂皮，再转卖朝鲜，从中获取牟利，以致“一皮之直，至一大牛”，[5](卷1，中宗元年十月庚戌)造成“(朝)民不能堪，愿量减貂鼠皮之贡”。[4](卷40，成宗五年三月丙戌)女真人与朝鲜贸易输入的商品，主要是农具、耕牛、粮食、布帛、盐酱等。成宗五年，朝鲜司宪府大司宪李恕长等说：“野人之来境上和市者，必求牝牛、牝马，边民与守令多用之，以便换易，所得不过毛皮耳”。[4](卷48，成宗五年十月庚戌)《李朝实录》还载：“五镇贡貂鼠皮，贸于野人以充其赋。所易之物，非农器、釜鬵则必耕牛也。由是我之耕牛、农器、釜鬵悉为彼有。虽国家禁之，莫得御也”。[4](卷225，成宗二十年二月庚戌)如前文所述，燕山君时期，尚衣院派官员到咸镜道、平安道一次就向朝民征购貂皮2万领，正如朝鲜领事朴元宗所说：“废朝(指燕山君时)征敛貂皮，无有纪极，一皮之直，至一大牛。以此民生日困，牛马卖尽于胡人，稳城牛马见存者，仅四十余口”。[5](卷1，中宗元年十月庚戌)由于耕牛大量流失，造成李朝六镇地区“疲敝已极，人民凋残，苟失农作，则反以胡地为乐土而投之”。[11](卷29，明宗十八年八月癸丑)女真对朝鲜耕牛、农具等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其农耕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