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泪参军梦(2)

　　1970年初冬，我赶上了第三次征兵。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唯成分论为主要标志的极左思潮已经日渐消退，社会关系不好也很少牵连九族了。那一年我顺利地度过了推荐关、政审关，头一回参加了征兵体检。看到主检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下“应征合格”四个字时，我高兴的差点蹦了起来。体检结束后，前来接兵的部队首长同我们见了面。看我个子长得高，相貌也挺端正，就问我篮球打得怎么样，样板戏唱的如何。一番话下来，我越发觉得这次当兵肯定是十拿九稳了。听说接兵的首长来自兰州空军，我更感到格外亲切，因为我的二姐夫就工作在兰州空军政治部。本想把姐夫也在兰空的事跟接兵首长说一下，又担心人家误以为我“拉关系、走后门”，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回到村里没几天，大队通知我哪儿也不要去，我已经被公社武装部列入应征名单。于是，我开始为参军做准备了——父母年纪大，我要多割一些山柴。仓房的门坏了，要赶快把它修上。担心参了军吃不着家里的年猪肉，就提前把年猪杀了。我不是队里的出纳兼保管吗，白天清点仓库，晚上整理账目，只等新出纳员一选出，立即把工作交出去。我还往四面八方写信，向亲属、同学提前报告喜讯……看到我又高兴又忙碌的样子，父母却在背地里暗暗掉眼泪。他们都是7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姐姐哥哥们全在外边工作，我可是家里的一棵顶梁柱啊！我一走，这个家立马就衰落了。看到二老强作欢颜的面容和拿东忘西的举止，我的心也不免隐隐作痛，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可为了理想、为了前途，我知道必须狠下心，坚定不移地走当兵这条路。12月17日傍晚，大队民兵连长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公社革委会召开了定兵会，咱们大队只有秦而连应征入伍，你因为心脏有生理性二级杂音，最后时刻被刷下来了。”这简直如同晴天霹雳，惊得我半晌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到公社去找。为了表示自己当兵的决心，我决定写一封血书。看到父母睡着了，我面对着毛主席像，咬破了右手的中指。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我忍着痛，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决心书——杨伟坚决要当兵”十个大字。那天晚上，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宿，我也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一宿。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爬起来一看，雪终于停了，我胡乱地吃了几口饭，揣上血书朝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章党走去。那场雪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大的一场雪，差不多有一米来厚，四野一片白，就我一个人影在晃动。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它卷起积雪狠劲地朝四周抛去，打在人脸上像猫爪子挠的一样疼。通往公社的路早已被雪埋的无影无踪，我只能凭感觉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蹭。路上的雪被风刮的凹凸不平，浅的没过了我的膝盖，深的到了我的大腿根，迈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没走上半里路，我的鞋里就灌满了雪，人也累得气喘吁吁了。我暗暗地给自己打气：杨伟呀，这可是当兵的最后机会了，你走一步离当兵近一步，再走一步又近一步!就这样，我心里默念着“走一步，近一步”这句话，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前走。平时一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二个多钟头，等我筋疲力尽地来到公社大楼时，武装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接兵的首长和新兵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乘大卡车出发了。我绝望地把血书撕得粉碎，又狠狠的把它抛向空中……我顶风冒雪到公社送血书的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振柱见到了我，半是安慰半是承诺地说：“真没想到你参军的决心这么大，把身体保养好，明年一定让你当上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