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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参军梦(2)

2015-01-15 09:39 抚顺7000 fushunyangwei 980
血 泪 参 军 梦我们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都有一个美丽的梦:穿上绿军装,带上红领章 ,当一名神采奕奕的解放军战士。特别是随着毛主席身穿军装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十次检阅红卫兵,紧接着军宣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进工厂、进农村、进学校,人们参军当兵的愿望更强烈了,甚至谁有一套军装都会让人刮目相看...


  1969年初冬,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又开始了。那时我已下乡到故乡抚顺县章党人民公社张家大队。按照那年的征兵条件,出身中农的适龄青年是可以报名的。这下我高兴极了,赶忙跑到大队,把早已写好的当兵申请书交了上去。分管民兵工作的张副主任告诉我,要想当兵至少得过四关,一是推荐关,二是政审关,三是体检关,四是定兵关。真没想到,过这第一关我就被碰得鼻青脸肿,败下阵来。记得征兵推荐会是在村小学的一间教室里召开的,参加推荐会的大约有50多位贫下中农代表。我们小队推荐一人到公社参加体检,报名的有我、恩海、兆宽3人。队长把会议的内容简单地说了一下,大伙先是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陆陆续续发言。一开始,支持我的声音比较高,理由是我下乡后就担任队里的出纳员兼保管员,表现很出色,虽然家庭出身是中农但社会关系清白,直系亲属里没有有历史问题的。虽然恩海、兆宽都是贫下中农出身,但恩海的姑父是现行反革命,兆宽的爸爸当过伪保长。就在我认为大局已定的时候,队长的一句话要了我的命:“其实他们三个条件基本差不多,杨伟的二舅是地主兼历史反革命。”这一下会场炸开了锅,有的说:“杨伟的姥姥家不是中农成分吗,什么时候改成地主了?”有的说:“他那个舅舅从小就过继给了别人,不能算他的亲舅舅!”有人反驳说:“他那个舅舅叫时仁阶,解放前是章党地区一霸,可邪乎了!”大家呛呛了一个多小时也没个头绪,考虑到明天还要出工,队长只好对大家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明天晚上接着开。”回到家里,母亲问起推荐会情况,我丧失理智地喊了起来:“都怨你有那么一个反革命的二哥,害得我想当兵都当不成。”问明了原委,母亲又生气又伤心地说:“这不是拿死人整活人吗!旧社会受人剥削压迫倒有罪了?”接着,母亲流着泪给我讲了二舅的事情。原来母亲刚刚两岁时就死了父亲,姥姥自己领着五个子女过日子,又是里又是外,又当爹又当妈,实在撑不下去了。在好心人的劝说下,姥姥把14岁的大姨和11岁的二姨嫁给别人当童养媳,9岁的大舅给别人当“半拉子”长工,6岁的二舅过继给同村一个本家地主。后来,这个二舅为富不仁,六亲不认,横行乡里,甚至我父亲翻山越岭到他家换大米,他竟然连门都没让进。我还没出生时他就被人民政府镇压,判了十五年徒刑,五十年代末病死在铁岭的一个监狱里。听了母亲的讲述,我觉得理在我这边,时仁阶不能算我的亲舅舅,只要开来证明,我当兵就有希望。第二天一大早,我翻山越岭来到五里外的姥姥家上章党村,找到了在大队革委会当副主任的表哥,顺利地拿到了两份证明,一份证明我的姥姥家是中农成分,一份证明二舅从小就过继给了别人。当我把盖有红印章的证明交到队长手里时,仿佛完成了一件重大任务,心里又高兴又踏实。吃罢晚饭,推荐会继续召开。主持会的队长说:“杨伟自己开来了证明信,证明他姥姥家是中农成分,他二舅从小就过继给了别人。其他人的情况没什么变化,大家就继续推荐吧。”只听有人小声跟队长嘀咕:“自己开来的证明能算数吗?”还有人说:“他表哥是革委会的,什么证明开不来!”一个叫王殿甲的老贫农干脆站了起来,手指着我的脑袋说:“你二舅是你姥姥肚子里掉下来的不?只要是你姥姥生的,到什么时候都是你的亲舅。别为了当兵连自己的亲舅舅都不认了!”这时有人给队长出主意:“保家卫国可是件大事,既然三个人的社会关系都有问题,干脆,咱们小队谁也不推荐了。”只见队长思忖一下,然后把手狠劲地往桌子上一拍,大声地说:“咱队不推荐了,有意见没有?”见没人吭声,队长接着喊了一声:“散会!”这样,就因为我有一个从未见过面的二舅,当兵的梦又一次破碎了。

  1970年初冬,我赶上了第三次征兵。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唯成分论为主要标志的极左思潮已经日渐消退,社会关系不好也很少牵连九族了。那一年我顺利地度过了推荐关、政审关,头一回参加了征兵体检。看到主检医生在我的体检表上写下“应征合格”四个字时,我高兴的差点蹦了起来。体检结束后,前来接兵的部队首长同我们见了面。看我个子长得高,相貌也挺端正,就问我篮球打得怎么样,样板戏唱的如何。一番话下来,我越发觉得这次当兵肯定是十拿九稳了。听说接兵的首长来自兰州空军,我更感到格外亲切,因为我的二姐夫就工作在兰州空军政治部。本想把姐夫也在兰空的事跟接兵首长说一下,又担心人家误以为我“拉关系、走后门”,几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回到村里没几天,大队通知我哪儿也不要去,我已经被公社武装部列入应征名单。于是,我开始为参军做准备了——父母年纪大,我要多割一些山柴。仓房的门坏了,要赶快把它修上。担心参了军吃不着家里的年猪肉,就提前把年猪杀了。我不是队里的出纳兼保管吗,白天清点仓库,晚上整理账目,只等新出纳员一选出,立即把工作交出去。我还往四面八方写信,向亲属、同学提前报告喜讯……看到我又高兴又忙碌的样子,父母却在背地里暗暗掉眼泪。他们都是70岁的人了,身体又不怎么好,姐姐哥哥们全在外边工作,我可是家里的一棵顶梁柱啊!我一走,这个家立马就衰落了。看到二老强作欢颜的面容和拿东忘西的举止,我的心也不免隐隐作痛,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可为了理想、为了前途,我知道必须狠下心,坚定不移地走当兵这条路。12月17日傍晚,大队民兵连长告诉我一个可怕的消息:“公社革委会召开了定兵会,咱们大队只有秦而连应征入伍,你因为心脏有生理性二级杂音,最后时刻被刷下来了。”这简直如同晴天霹雳,惊得我半晌没说出话来。过了一会儿,我冷静了下来,打定主意明天一早到公社去找。为了表示自己当兵的决心,我决定写一封血书。看到父母睡着了,我面对着毛主席像,咬破了右手的中指。殷红的血流了出来,我忍着痛,在一张白纸上写下了“决心书——杨伟坚决要当兵”十个大字。那天晚上,北风卷着鹅毛大雪整整下了一宿,我也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了一宿。好不容易盼到了天亮,爬起来一看,雪终于停了,我胡乱地吃了几口饭,揣上血书朝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章党走去。那场雪是我生平看到的最大的一场雪,差不多有一米来厚,四野一片白,就我一个人影在晃动。刺骨的北风呼呼地刮着,它卷起积雪狠劲地朝四周抛去,打在人脸上像猫爪子挠的一样疼。通往公社的路早已被雪埋的无影无踪,我只能凭感觉一步一步试探着往前蹭。路上的雪被风刮的凹凸不平,浅的没过了我的膝盖,深的到了我的大腿根,迈一步都要使出吃奶的力气。没走上半里路,我的鞋里就灌满了雪,人也累得气喘吁吁了。我暗暗地给自己打气:杨伟呀,这可是当兵的最后机会了,你走一步离当兵近一步,再走一步又近一步!就这样,我心里默念着“走一步,近一步”这句话,一步一步艰难地朝前走。平时一个小时的路程足足走了二个多钟头,等我筋疲力尽地来到公社大楼时,武装部办公室里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接兵的首长和新兵早在一个小时之前就乘大卡车出发了。我绝望地把血书撕得粉碎,又狠狠的把它抛向空中……我顶风冒雪到公社送血书的事很快在全村传开了,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杨振柱见到了我,半是安慰半是承诺地说:“真没想到你参军的决心这么大,把身体保养好,明年一定让你当上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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