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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8)

2015-01-24 08:46 抚顺七千年 孙卫国 8608
作为历史的真相,无论是檀君朝鲜还是箕子朝鲜,因为年代的久远、资料的匮乏,都无法真正获得。因为口耳的相传,历代“层累”的堆积,使得韩国古史完全失去了其本来面目,这样来自现实的需求,就决定了对古史的解释。


  其三,箕子被视同朝鲜之孔子。因为箕子“八条之教”,使得朝鲜“其化门不夜扃,行旅野宿,妇人贞信不淫,礼义之隆,未有盛于此时者也。”(63) 风俗极佳。因而李廷龟将箕子视同中国之孔子,他说:

  箕子之教东方,是犹羲轩尧舜之教中土,盖有不可得而已者,此又非天意而谁欤?天之不死箕子,为传道也,为化民也。箕子虽欲死,得乎?武王虽欲不封于朝鲜,得乎?然则箕子之有功于斯道,实天下万国之所共赖,而其亲炙之恩,则吾东国最偏受。三韩万世人得以为人之功之德,为如何哉!孔子之道虽大,而无外蛮貊之邦,犹有所不化。箕子之教东方,在孔子未生之前,故孔子至有乘桴欲居之志。礼义文明之化,其所从来久矣。倘使箕子之教,不有以先之,则后虽有孔子之道,其化岂易以入哉!然则我国崇报之礼,当与孔子并隆。(64)这里对箕子教化之功作了详尽的解释,有几点值得注意:1.箕子对朝鲜之教化,就如同“羲轩尧舜之教中土”。2.箕子教化之功,万国“共赖”,但朝鲜得“亲炙之恩”。3.箕子教化在孔子之前,以致孔子都想居于东方。4.孔子之道虽大,但也有不及箕子之教的,因为他未有外化“蛮貊之邦”。5.箕子之教有助于孔子。6.崇报箕子应该与孔子相同。可见,朝鲜对箕子教化之功的极度尊崇。

  其四,建仁贤书院以崇祀,立箕子后代以主香火。李珥说:“箕子罔极之恩,其于实迹宜家颂而人熟也。”(65) 故而他自撰《箕子实记》,以志其事。因为箕子对于朝鲜“教化”之功最大,是无人可比的,于是在平壤建箕子庙和其他地区建了箕子影殿之基础上,有儒生要求建崇祀箕子的书院。朝鲜的书院非常多,中晚期以后,书院遍布全国,成为儒学士子们读书的场所。既有奉祀先贤先师之祠庙,同时又为讲学教育之场所。李退溪云:“大抵学校之设,谁非为道学耶,而在书院,则为道学之意尤专,其祀贤也,以道学为主可也。”(66) 书院乃朝鲜宣讲道学的场所。到了孝宗、肃宗时代,书院广布全国,以至于一道至有八、九十所之多。且“宫室之美,守护之盛,往往逾越圣庙”,(67) 成为地方上的一大势力。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作为朝鲜教化之君的箕子,朝鲜儒生主动给他建书院。

  嘉靖甲子(1564),郑宗荣创立精舍,曰学古堂。万历丙子(1576),金继辉广其制曰洪范书院。壬辰(1592)兵燹后,李元翼重建,号曰书剑斋。庚子(1600),徐省得赵孟芾所画箕子太师像,藏之院中。甲辰(1604),金信元建叙伦堂东西斋,以为多士钦崇讲明之所。光海戊申(1608),赐匾额曰仁贤。癸丑(1613),郑赐湖重建仁贤殿,己卯(1639),沈像奎重修洛书楼。(68) 是为仁贤书院建制沿革。仁贤书院房屋有数十间,田地有数十结。(69) 郑元容《仁贤书院藏修记》:“平壤外城,去府治之十里,有院宇以奉箕子像。院之名曰仁贤。坛台宫室井田之基,尚宛然。先儒云东国之人奉箕子,当如孔子。外城即东鲁之阙里也。……用钱四万,易院门外田二区,敬资院宇修葺之费,又藏经书、通史、仪礼、小学、八家文,凡人生日用礼为,大而修身之道,自小学始,经纬经史,而发挥文章,则学者之事备矣。诸生游焉,而求之不其有余师乎?余将见诸生无穷之用矣。”(70) 成为讲授《洪范》之道,又崇祀箕子的场所。

  对于箕子后裔,在朝鲜初年并没有确定。但是中期以后,却成为朝鲜君臣十分关心的问题,并且最终定下了鲜于氏为箕子后人。先是,太宗十二年(1412),礼曹右参议许稠上书谈及他出使明朝时,吏部尚书蹇义问他朝鲜是否还有箕子的后代,许稠告知其箕子“无后嗣矣”。(71) 弘治年间,崔溥因风漂流到中国,从浙江上岸,由明朝官员陪同前往北京,到苏州的时候,有人问及箕子后人之事,崔溥说:“箕子之后,箕准为卫满所逐,奔马韩以立都,后为百济所灭。今无嗣。”(72) 依然还没有发现箕子后人。不过,隆庆元年(1567),成川府使郑贤上疏极论尊崇箕子之事,其中有一条说:“箕子后孙鲜于氏中择其稍优者,袭爵奉祀,如中国衍圣公例,俾居平壤,世食傍近一邑之税。”(73) 可见,当时已有鲜于氏是箕子后裔的说法。为何将鲜于氏定为箕子后人呢?因为《世本》有曰:“鲜于氏,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其子食采於于,因合鲜为氏焉。”(74) 宣祖年间,朝鲜君臣又讨论过箕子后人,有大臣说:“世传清州韩氏,乃箕子之后也。”国王问其故,答曰:“有马韩、辰韩、弁韩为三韩国号,故指韩为箕子之后。”所以,“孔哥、印哥、鲜于哥皆是箕子之后。盖箕子之少子,封于于,故谓之鲜于。古诗有云‘箕子枝裔多髯翁’,盖指单于枢也。”(75) 原来说没有后代,宣祖年间有几种传说出现,清州韩氏、鲜于氏都说是箕子之后。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朝鲜对箕子的崇拜进一步强化,祭祀必须寻找其后人。到了光海君时期,先后有儒生多次上疏请求立箕子后人鲜于氏主祀。光海君三年(1611),平安监司崔瓘启曰:“箕子之后鲜于寔,特令该曹,援据古经,继绝于千百载之后,启箕壤士民之心,实合朝家崇报之典。”(76) 次年(1612),平壤箕子祠改成崇仁殿,礼曹判书李廷龟上疏,力主将鲜于氏定为箕子后裔,并由他们主祀箕子。(77) 在浓厚的崇拜箕子的氛围之下,箕子的后代也就找到了,不仅免除他们的赋役,而且尽可能地给予官职。仁祖年间,授鲜于浃为成均馆司业。“浃,平壤人,箕子之后,以学行闻。”(78) 肃宗年间,吏曹收用箕子后裔鲜于翎。朝鲜后期名臣金尚宪写出了“太师遗风千古传,太师子孙多才贤”(79) 的诗句。他们将鲜于氏立为箕子的后代,其现实意义上是确立箕子后继有人,祭祀由箕子后裔主持,而其象征意义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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