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儒臣对清初政治的影响(3)
2015-01-31 12:18 《清入关前国家法律制度史》 张晋藩 郭成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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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皇太极参谋和秘书班子的文馆与内三院的汉儒臣，对清初政策的制定以及国家机构的创制起着积极而深刻的影响，对于他们的业绩，官修史书缺乏应有的重视。下面首先分析这一文人集团中各色人物的共同特点...
这些人在努尔哈赤时代之不得发迹，从根本上讲，是由努尔哈赤晚年顽固抵制汉文化，实行倒退政策所致。同时，还有不可忽视的另一方面的原因，那就是这批受儒家伦理逬德熏陶的年轻儒生，不肯残人以自逞。努尔哈赤晚年对降服的辽东汉人实行恐怖统治，因此告密盛行，出现了一帮靠诬陷人起家的政治恶棍，这正如天聪二年“失名奏本”所指出的：“慨自先皇（指努尔哈赤）入辽口，所用之汉人多蹈袭故辙，蛊惑夤缘，以故善掊克者显位，举反叛者高官，……若徐苏意、刘好善、张天贵之类，良心死尽，惟利是图，令之管事则坏事、令之管民则害民。豪杰之人，见之若浼，岂肯连镳并肩而共处一堂乎？”
显而易见，后来的文馆儒臣生员尽管当时境遇凄惨，但还不肯干出那种靠告密起家，“良心死尽，惟利是图”的丑行，支持他们的精神支柱正是孔孟所倡导的传统道德，他们以“豪杰之人”自诩，不肯与那些鬼蜮人物连镳并肩，共处一堂。考察他们天聪朝登上仕途的事绩，可以说基本上保持了正直的做人品德。
最后，他们在入文馆任事后仍然受到民族歧视和社会的轻贱。
努尔哈赤时期，崛兴的满族是一个洋溢着尚武精神的民族。在那里军功为人们所艳羡，取得世爵的主要途径是建立军功，即使宗室觉罗也不能例外，白身人则可以凭勇武猎取世职，而有了世爵便等于有了子女玉帛和显贵地位。这种尚武风气的另一面必然是视知识为粪土，待文人如草芥。
天聪年间，生员胡贡明说：“金人家不曾读书，把读书极好的事，反看作极苦的事，多有不愿的”。皇太极自己也承认：“诸贝勒大臣有溺爱子弟不令就学者，得毋谓我国虽不读书，亦未尝误事与？”为了让八旗子弟读书，皇太极只好威胁说：“若尔等溺爱如此，朕亦不令尔身披甲出征，听尔任意自适。”读书既如此下贱无益，文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旗下的教书秀才被称为“教书匠”，就是汗身边的近臣，即使辅佐文治，政绩斐然，也不可能得到世职，在社会上仍处于贫贱的地位。直到皇太极才开始认识到文治的重要性。
他说：“自古国家，文武并用，以武功勘祸乱，以文教佐太平，朕今欲振兴文治”。振兴文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达海无军功，但以译汉书得授游击。《清史稿》“达海传”说：“国初文臣无世职，有之自达海始”。而顽固的传统观念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达海逝后，“子雅亲降一等袭职，授备御，……”。所谓“文臣例无承袭，盖异数也”。至于以军功将世职的武人，死后由子侄辈按原职承袭，这是通例。日后修《清太宗实录》时对达海评价甚高：“达海与额尔德尼应运而生，实佐一代文明之治”，但达海生前并未得到皇太极优宠，死时也很凄清。
书房秀才李栖凤说：“昨大海一死，臣甚伤叹。此人为国家受了多少穷苦，费了多少心力，尸回之日，家中无一双靴子殡葬，此其清廉可知，迄今未见我汗出格一优恤”。达海殓时竟无完靴，与其说“清廉”，莫如说贫窭。此时距皇太极谕重文治已达三年之久，但政策落实的脚步竟如此蹒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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