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载了母爱的衣裳

记载了母爱的衣裳

王尧

我母亲是外祖母、外祖父最小的闺女，有两个哥哥、两个姐姐，是28岁才离开父母出嫁结婚的“老姑娘”。母亲年轻时是医院的药剂师，工资高，一个人挣钱一个人花，性格豪爽，对哥哥姐姐的孩子们这些侄男、外女舍得出手，“花钱如流水”，重义不重钱。母亲也是当年万人大厂里远近闻名的“女秀才”，既能文善墨，又拉得一手好小提琴，她的穿戴衣着也是出名的华贵、典雅和新潮。母亲有两件“压箱底”的、质量最好的衣服，当年最时尚、最贵重的衣裳：一件是米色哔叽面料、男女都适用的双排扣西装上衣，另一件是跟父亲结婚时穿的黑色缎面旗袍夹袄，前襟上用名贵的丝线绣着两只绿叶和一朵红玫瑰。

这两件名贵的服装一同见证了母亲和父亲的新婚时刻。

在当年母亲和父亲在“亚洲照相馆”拍的彩色结婚照上，母亲穿着这件黑缎面旗袍夹袄，清秀俊丽又年轻典雅；父亲就穿着母亲的这件米色双排扣的哔叽西装，英俊帅气又儒雅斯文。他们是自小青梅竹马的同学，母亲大父亲一岁，就像姐姐一样，对自幼丧父，随我奶奶改嫁的孤苦伶仃的父亲倍加关爱。父亲曾流着泪告诉我：他上中学时几乎每天中午都没吃过饭。上大学时，是已参加了工作的母亲每月寄钱，贴补父亲艰苦的学习生活。母亲还有一张穿着这件西装的照片，她梳着齐耳短发，戴着眼镜，面容清秀端庄，拿着心爱的小提琴和琴弓，那是工厂的照相师给这位厂乐团首席小提琴手的留照。

母亲珍藏的这两件名贵的衣服后来都被我派上了用场。

1976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先回了城，我在卫东一校即后来的榆林小学读了四年级和五年级。仗着在农村下放时小学里我的一位恩师——那慧敏老师的辅导、经常组织文艺活动，我对唱样板戏、说快板这些综合表演的艺术套路轻车熟路，很快成了小学班级里的文艺骨干。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学校要组织一次文艺汇演。我所在的五年三班班主任徐雅环老师就挑选了我和王永新、吕运凯、李延杰这四名同学分别扮演王张江姚四个角色，演讽刺“四人帮”的天津快板。我们很快就背熟了台词，把快板说得行云流水，表演也令人捧腹。但老师们总觉得我们准备得这么好，就这么穿着平时的衣服演出，有点“好马配不上好鞍”的缺憾。我就自告奋勇说让妈妈找几件洋气点的衣服。小时候，为了找妈妈藏起来的连环画，我曾偷偷翻过大皮箱，见过叠得整整齐齐的这两件衣服。现在妈妈知道了我们参加演出，就毫不犹豫地翻出了这两件依然光鲜亮丽、款式洋气的衣服。有了这两件衣服当道具，我们表演起来更来劲，有时还换角色表演，把这段天津快板演得一炮而红，还在当时新抚区组织的小学汇演中获了奖。我还和当时驻卫东一校的挖掘机厂工会“故事大王”娄万库师傅表演相声《帽子工厂》，还到过徐老师丈夫艾姨夫任教的万新小学表演。娄师傅这位老的穿着中式黑棉袄故作木讷，老辣逗趣地捧哏，我这小男孩穿着洋装、梳着小分头站在那口若悬河地卖弄着逗哏，我们这一老一小、一土一洋，老的是“大腕”，孩子也算得上有点小名气的“童星”。那时穿着母亲的这件西装上衣演快板、说相声，平添了不少洋气、神气。

演出结束后，黑缎面旗袍夹袄被母亲收回去又放在了皮包里，那件西装因为我的恋恋不舍而任由我乍着胆子穿。那时别说一个少年，就算是成年人，满街上哪有人敢穿西装、好意思穿的？但母亲看我对这件西装上衣爱不释手，常在家对着镜子穿，就一再鼓励我穿。爸爸说妈妈把儿子带“腐化”了，妈妈却说儿子穿起来就是漂亮！我是妈妈30岁才有的“老来子”，对我百般疼爱，在我小时候起就总给我梳分头，就像印度影片《流浪者》里慈爱的母亲里列总给小拉兹梳分头一样整齐、雪亮，也惹来了不少孩子的讥笑、嘲讽。直到现在，我已养成了习惯，每天上班之前必须洗头、剃须、净面，整理好衣着，把皮鞋擦干净，尽量做到仪表整洁，这是对人对己的尊重。我想妈妈在我这么小的时候就惊世骇俗地鼓励我穿西装、梳分头，是她当“老姑娘”个性鲜明、不畏世俗的性格，更是对儿子向往美、懂得美的培养！我后来到了团委工作还常把这件西装穿在里面上班，让罩在外面的中山服显得肩膀更挺，更板正，看起来就像《冰山上的来客》里穿着带垫肩的呢子军服的杨排长那样潇洒、挺拔，这种“独到”的设计当时也赚到了不少“惊艳”的眼光。

妹妹结婚的时候，母亲穿的是用一件旧外套改制成的毛领大衣。它记载了家境改变的历程。

1976年，母亲带着我和妹妹先回了城，父亲是1979年差不多是最后一批“五七战士”回城的，一个人在乡间生活了三年，花费很大，还几十年如一日慷慨仗义地帮助生活困难的亲戚，家里基本没有什么积蓄，只靠母亲一个人的工资带着两个孩子在城里生活。爸爸回城后家里的条件才缓缓的略有改善。1988年我成了家，办完我的婚事，家里的积蓄也所剩无几了。到了妹妹结婚前夕，母亲暗暗为自己出席婚礼的衣装沉吟思忖，但从未当着我的面有所流露。那时，母亲做一套普普通通的外衣、外裤都要穿两、三年，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和钱都给孩子做衣裳了。我这个已成了家的儿子却一如既往的粗心，总以为妈妈是难不倒的，殊不知母亲压箱底的最贵重的那件旗袍夹袄都已是二十五、六年前的旧时装，还哪能穿得出去？为了支持这个家庭，为了儿子娶妻生子，母亲当时能拿得出来的财富已基本告罄了。

我大姨家的柴大姐是我们这一辈的第一个女孩，是像织女一样心灵手巧的裁缝，跟母亲最久、感情最深。我和妻子结婚时的礼服就是大姐给买的布料、亲手缝制的，至今仍然挺拔板正。柴大姐就把母亲的一件旧外套改制成了毛领大衣。一生爱美、从来重面子的母亲就穿着这件里旧外新大衣出席了妹妹的婚礼。真是“偏疼不得济”，天下只有依靠父母享福享惯了、不懂事也长不大的儿子，何尝有对孩子粗心大意的父母啊！

回想八十年代初，母亲退休了，在老朋友开的工厂里工作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母亲到上海出差，给我买回来一件当时非常时髦的大翻领米色风衣，还有一件银灰色的布夹克。那件风衣我格外喜欢，穿起来潇洒俊逸，风度翩翩，但那件夹克上衣我不是太喜欢，总觉得没有妈妈给我的那件西装上衣显得大气、庄重。可我不知道，买完了那件昂贵的风衣，为了再给儿子买回这件价格不菲的夹克，当时缺乏营养、一直患低血糖的妈妈硬是省下了几天的午饭钱。“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什么时候想起来，都对母亲感到无比愧疚！

现在条件好了，父母亲、包括我和妻子、儿子一家三口里里外外的衣服都让妹妹每年、每季都提前买好了，我这个哥哥，让自幼就心疼我的妹妹几十年如一日地打扮得像个模特、“缎棍儿”也似。每当我要花钱给父母添置衣服鞋帽，妹妹就横遮竖拦不让我花钱，说我不了解父母的身材尺寸，妈妈也常说自己老了、胖了，再穿什么也穿不出样子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