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散的“雁群”

不散的“雁群”

王尧

卫东一校，是我四十年前就读的、地处榆林地区的一所小学，它是六、七十年代抚顺新抚区规模比较大的一所小学，学生都是来自当年抚顺挖掘机厂的职工子弟和榆林地区居民的孩子们。1976年我家从农村回城后，我在这里重读了四年级。后来，学校又在榆林的“北大坝”开设了二校，取名“榆林二校”，我又随五年部的同学们到那里读书。在这两个年级，我遇到了两位优秀的班主任、一位慈母般的校领导，也与一些同学结下了持久的友谊。

卫东一校校址在原挖掘机厂职工住宅区“东大院”最东边，临近榆林地区一大片广阔的田野。学校的南端紧邻青年路的抚顺煤矿电机厂、抚矿电修厂等国有企业，隔着校区北边的一条铁路，就是挖掘机厂的“工人新村”等连片住宅（当时有新村、二宿舍、三宿舍，还有一大片平房）。学校分了四个年部。这个地区入学的孩子很多，只四年部就分了十二个班次，后来有加了两个班，四年部学生大概四百多人。

我所在的四年一班班主任是李玉珍老师。李老师当年40左右，皮肤白皙，挺拔清秀，她主教我们语文。她是学校教师里的骨干，所带的班是历年的“优秀班级”。李老师不仅语文教得好，性格也幽默诙谐，是“不怒自威”型的班主任。她跟班里调皮学生的家长们相处得很熟，学生淘了气她就到学生家里去，极少把家长找到学校来。她从来不正颜厉色地当众训斥学生，更没动手打过学生。她批评淘气的学生，总是当众说笑话似的调侃几句就见效。比如有的同学有时偷着到学校边的铁道上挂着电车把手短途“兜风”，她就调侃孩子说：“你是学铁道游击队扒火车吗？老师也没让你去偷车上的货啊，再说那也不是鬼子的货车啊，也没有鬼子兵，你说你去干什么啊？”逗得全班哄堂大笑。这种风趣轻松的批评方式，令有类似“劣迹”行为的孩子既受到了批评又保住了面子，也就有所收敛了。

我们班当时有几位学习比较拔尖、在班级和学校表现突出的同学，比如语文、数学成绩固定名列前茅的王永新、高欢、李德飞、李延杰，自小长相可爱、最听老师话的校文艺队员、文艺委员于侠，校武术队员、体育委员吕运凯，校武术队和文艺队“两栖明星”、会拉小提琴的周瑾玲，再有就是我这个后“加盟”班里的小文体“杂家”。在学校组织的各类活动中，我们这些各有所长、“身怀绝技”的“小八仙”基本代表班级包打天下，无论是学校组织的文艺汇演还是开运动会，四年一班总是战绩赫赫，名列前茅。李老师特别钟爱我们这些为班级“屡立战功“的学生骨干，在我们心里，李老师既是我们可敬的班主任，又是美丽风趣、和蔼可亲的阿姨，可以跟她谈各种苦恼，流露各种情绪，我们和她处得很亲。在四年级最后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李老师还专门和她的丈夫孙姨夫在家里设宴，犒劳了我们几个同学。李老师，是为我们这几位同学奠定了知识基础和感情基础的恩师。

我们要转到榆林二校读五年级了，李老师留在卫东一校四年部带新学生。临别时，我们几位同学的家长特地到学校赠送李老师一面镜子作为纪念，我们和李老师落泪告别。

榆林二校在榆林地区挖掘机厂工人新村楼群北边的“北大坝”，紧邻今天河堤南路的边上，北边就是一望无际的浑河。当时还没有河堤南路这条公路，学校操场北边下了大坡就到了河边，向河面望去视野宽阔得很。春夏秋初都很凉爽，但一到了深秋和入冬，班里就要升炉子取暖。就当时来说，这是个远离闹市区的最佳学习场所。

我们被分到了五年三班，班主任是新抚区多年的“模范教师”徐雅环老师。她当年有四十五、六岁，身材微胖，由于勤奋敬业和长年的劳累，头发也有些花白。徐老师一只眼睛的视力不太好，她不苟言笑，就像打败拿破仑的俄罗斯名将库图佐夫一样，举止威严，公道正直，在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中威望很高，在学生中很有震慑力。她批评淘气学生的方式非常特别。把学生叫到办公室，她一言不发，一声不吭地狠狠盯着淘气孩子的眼睛，好像对待自己犯了错误的孩子一样“狠歹歹”、又恨又爱地就这么盯着。看着她那副“怒其不幸，恨其不争”的表情，好像能随时举起手来，把淘气的学生狠狠胖揍一顿似的，直到淘气学生被看得心慌腿软、彻底屈服了，自己认错说犯了什么错误、下次还犯不犯错误，这才放走。我亲眼看过一个平时总欺负同学的小“刺头”出了她的办公室，出来时哭得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就像打了蔫的茄子，一连几天都不敢抬头看她，对我们这些老实、不惹事的“小绵羊”们也收敛了许多。

徐老师主教我们数学，我们班数学成绩在全年部是最好的，当然还是我们“小八仙”里的成员成绩最佳，但我除外。我的全部爱好都在语文这门课上了，在农村时整天疯跑、不是唱就是玩，再就是一头钻进爸爸妈妈给我买的连环画里，再不就翻爸爸的书箱子，捧着那本《外国文学作品选》，陶醉在希腊神话、伊索寓言里，我的智商里“数”这个“窍”早被更丰富多采、更有兴趣的“文”给“泌”死了。就数学而言，我是她和后来所有教过我的老师不合格的“劣徒”。

粉碎“四人帮”后，学校要组织文艺汇演。徐老师这位班主任虽然是数学老师出身，但是在设计、安排孩子们开展文艺活动上，思想一点都不僵化、不呆板，而是特别大胆、富于创想地放手使用我们这些“小八仙”。徐老师选了我和三位“小八仙”演出一段天津快板，我还奉献出了母亲压箱底儿的旗袍、西装当表演用的“道具”衣服，节目还在新抚区小学汇演获了奖。我还与驻校的挖掘机厂故事大王娄师傅表演过相声《帽子工厂》，到附近的小学巡回表演。徐老师还安排我跟本班一位歌喉甜美、与《洪湖赤卫队》女主演、歌唱家王玉珍同名的女同学表演过二人转。我忘了我们唱的二人转的具体内容了，只记得开头“王大娘我这里啊抿嘴乐，心里高兴啊喜上眉梢”这句唱词，当时也不知道怎么就学会了。话说回来，也多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孩子 “接得住”徐老师这样的安排（我在农村小学时就得到过“授业恩师”那慧敏老师在唱样板戏、快板书表演的辅导）。那时我是班里一些调皮孩子编造“绯闻”、嘲讽打击的主要对象之一，徐老师就像母狮一样，把这些调皮孩子叫到办公室，“瞅”得他双腿发软，直到服服帖帖。

小学毕业了，全班同学都要被分配到挖掘机厂子弟中学（五十二中学）去读初中。但徐老师爱惜我们这几个平时学习成绩、综合表现都不错的学生，就向学校领导提出能不能把我们这几个孩子保送到二中去念书。当时榆林二校的教导员是我们“小八仙”里那位武术和文艺队“双栖明星”周瑾玲的母亲王姨，王姨就亲自跟区教育局和二中协调，把我们这几个她们心目中品学兼优的孩子送到了二中读书。今天，我们这几个孩子有的考上了大中院校，有的像老师一样工作在教育岗位，都在工作或个人事业上有了些进步，也算向李老师、徐老师和王姨交上了一份及格的答卷。三位老师是我们这些孩子慈母般的恩师，她们就像是雁群里的头雁，张开翅膀、不知疲倦地引导着我们这支少年雏燕们的“雁阵”寒来暑往、南北穿行。

前几年，我和王永新、吕运凯、李延杰、高欢、瑾玲这几个经常联系的同学每年都要聚会一次。我们看望李老师，还在徐老师家吃过饭。我们这帮童心未泯的孩子还请徐老师和王姨到了歌厅，给老师们表演唱歌，还给老师们朗诵起当年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里瓦尔瓦拉老师的学生背诵的那段课文：“挺起胸膛朝前走，天空、大地和沙丘，崎岖的道路。披上我们的破棉袄，向前走，看——，前面是光明大道！”听着我们这些她们从小看到大的孩子们的朗诵，徐老师的眼里闪着泪光，王姨也感慨万分。

后来，王姨的爱女、我们“小八仙”里最小的妹妹、“双栖明星”瑾玲不幸亡故了。我们的“雁阵”折翼了，我们的聚会因此沉寂了两年多，但我从没有间断去看望和问候失去了爱女的王姨。我家和王姨家是职工住宅搂里的邻居，王姨的丈夫、瑾玲的父亲周叔是我在工厂的入党介绍人，瑾玲和我的妻子又是大连医学院五年的同学。我们两家大人和孩子“父一辈、子一辈”，感情一直非常深厚，王姨待我就像自己的子侄一样亲。瑾玲去世的时候，热心的赵丽娟同学通知了不少小学同学参加，大家虽然已叫不出名字，但一看就是小时候依稀的模样，当年好打架、“流血不流泪”的淘气包，在告别瑾玲的时候竟哭得泪雨滂沱。最近，我们又一起拜望了三位老师，只是老师们的年纪越来越大了，已不方便在家聚餐或请她们外出了。最近，我们四年一班、五年三班的几位同学建起了一个微信群，也吸收了赵丽娟、王积惠、孔宪娟、李晓燕、李杰民等几个外班同学加入，这些几十年未见的同学都曾出现在瑾玲的告别仪式上。大家都是自小的同学，不管是不是一个班级，回忆起小学的学习生活、有趣的少年往事，感情自然融入到一起。

刚刚过去的2014年春节，我看望了王姨后，请这些同学聚了一次。我打了两个比方作为祝酒词。我说：“我们是青梅竹马的伙伴，我们的感情就像永不过期的罐头。虽然大家各忙各的，这听罐头不能时时开启、品尝，但也由此更显得弥足珍贵。无论我们任何时候开启、品尝，味道还是那样原汁原味，浓香扑鼻。

我们是一支雁群，亲爱的老师引领我们从少年时起飞，虽然她们已经老迈，但仍然在率领着我们在这条路上翱翔。虽然我们曾失去过最亲爱的伙伴，但我们一直载着对她的记忆，修复着飞行的翅膀，她永远在我们的队列里，永远在我们飞行的这条路上。我们这支雁群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同学加入，我们会向着快乐、向着幸福一直翱翔！”